“普世”一词源于西方的普世教会，普世教会以基督教最为突出。基督教发源于巴勒斯坦，脱胎于犹太教，历尽磨难，传遍整个欧洲，进而迈向世界。基督教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及鲜明的普世主义特征，虽然曾经历过大规模的宗教迫害，但基督教并没有被消灭。相对狭隘的犹太教及罗马旧国教而言，基督教具有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开放性传教机制，因此，在与各种异质文化的对话与竞争中，基督徒坚持不懈地在帝国境内开展传教活动，反而使其继续发展并广为传播。公元31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了颁布《宽容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停止迫害基督教徒，这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公元313年，皈依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合法地位。325年君士坦丁大帝主持召开教会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宗教会议，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统一了基督教教义，这为“教会合一”运动的兴起和“教会一家”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得基督教的公义价值观和传教的普遍性具有了普世化的可能。公元4世纪，“上帝之鞭”阿提拉将匈人的版图扩大到罗马帝国周边，迫使罗马北方的蛮族南下。此后，虽然帝国在武力上完败于蛮族，但十字架上的耶稣驯服了持剑杀伐的恺撒，北方入侵的蛮族最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帝国的国教，至此，融贯信仰和理性至上的基督教文化成功嵌入强大的罗马政权，最终成为帝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普世权威逐渐增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迅速扩展。

　　进入中世纪，教权与王权此消彼长，神学为宗教统治奠定了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基督教会成为西欧的精神支柱并进行独裁统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把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解释上帝和神权，解决了上帝的共相问题。一元神上帝观念的建立，成为西方文化价值的根基和支柱。

　　近代以来，文艺复兴释放出人们的感性的，唤醒了世俗道德，弘扬民族主义精神；宗教改革张扬个人主义，自我直面上帝；启蒙运动冲破宗教话语权威，为平等、博爱、宽容等精神张目，冲破了宗教的蒙蔽与奴役。在人性与神性、理性与信仰的对抗中，人性和理性获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价值观。这些价值是殖民者将宗教中的道德伦理经过提升，形成了一整套适应世俗社会的价值体系，在西方殖民过程中，这些价值与基督教一起进入殖民地，并成为分化和裂解殖民地国家的软力量。

　　二战以后，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政治主张的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了挑战，资产阶级从此开启了针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阀门。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意在遏制社会主义在世界的“扩张”，旨在让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大”，美国确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向全世界推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公义”，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阵营斗争等现实政治的必然选择。

　　1946年，法国人阿尔伯特·加缪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认为意识形态正在走向毁灭。爱德华·希尔斯在英国杂志《文汇》上撰文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的观点。1954年，雷蒙·阿隆发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声称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过时，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认为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战已经丧失意义。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声称，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他大肆鼓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失败论，宣扬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主张抛弃意识形态的对抗。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主张在各种宗教应有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这种全球伦理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

　　进入21世纪，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将普世价值这一适合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学术概念，扩展到奥林匹克运动、环境与气候问题、反对恐怖主义、抗震救灾等视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价值命题，试图将普遍主义、人文主义及科学主义等意识形态范畴中的价值观念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鼓吹人类存在什么“价值共同体”，使意识形态渗透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迷惑性。特别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借助强势资本推行经济掠夺，建立文化霸权和信息鸿沟。他们以普世宗教般的热情，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布道者的心态寻求西方自由民主在全球的“价值统合”。

　　由于基督教具有扩张性、征服性、渗透性，当传教活动受到抵制时，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因此，尽管基督教有“向善”的一面，但为了实现“向善”，却采取了“向战”的手段。其一手拿着教义教人从善，另一只手却拿着沾满异教徒鲜血的屠刀。在启蒙运动之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借助技术力量全面统治自然和他人的观念，体现出主体对客体的强制。这为西方建立强大的科技并借助科技建立强大的军事，进而在普世主义的文化扩张惯性导引之下，基于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力，提出所谓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价值，以类似于宗教推广普世主义的方式向外开始输出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是升级版的“仗剑传教”。

　　作者简介：

　　巩建华，教授，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