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世界观。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写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西方人认为天下起初为公（res publica），普世主义具有传教士精神，从世界多样性中寻找共通性；而中国人直到孙中山才喊出“天下为公”口号。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折射出中国防御性思维与西方进攻性思维的差异（王义桅，2015）。近代以来，普世价值观束缚了世界梦，西方文明窒息了多元性。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文明缺乏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动力，甚至缺乏走出债务危机的手段，自顾不暇，难言先进。他们纷纷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寄予希望，期待中国能创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换言之，全球社会现实需要中国梦。这是我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恢复大河文明、内陆文明、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而是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征途中，如何坚定不移地走向海洋；培育海洋文明思维，避免欧洲海洋文明的陷阱。

　　所谓普世价值是指“具有永恒的、普世性的价值，是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价值。”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只有价值的“普世性”，确言之，只有价值的“普适性”。普世价值是全体价值普世性的总和。西方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只是一种话语霸权。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的共同价值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包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内，所有的价值共识都是以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为前提条件的，因而都是相对的、发展的、变化的，都会随着条件、范围、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凝固不变的。

　　中国崛起亟待解决的难题有三，即如何对待自身历史？如何对待当今霸权？如何引领人类未来？换言之，如何反省中华原生文明从而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与创新型崛起并举？如何因应美国权力霸权与欧洲文化霸权从而开创新型中美权力关系及中欧文明关系？如何应对世界未来挑战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直接考验中国崛起的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这就是中国崛起的道统性。研究表明，价值的普适性是内生而非外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在广泛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去探索创新，而不可能指望通过与国际接轨就能找到答案（王义桅，2015）。

　　中国如何面对普世价值，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及其学术自信自觉必须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探索全人类更美好的制度提供中国方案，既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要承接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凸显世界潮流、国际视野、全球共识，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把握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中的科学内容，区分什么是它的普遍性要求，什么是它的特殊性形式，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合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形式（戴木才，2015）。惟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高高举起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大旗，站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不断推进自身建设，又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增添新内容，作出新贡献。

　　作者简介：

　　李林杰，博士，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巩建华，教授，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