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网

  • 南方日报

  • 南方都市报

  • 南方杂志

广州 深圳 珠海 汕头 佛山 韶关 河源 梅州 惠州 汕尾 东莞 中山 江门 阳江 湛江 茂名 肇庆 清远 潮州 揭阳 云浮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稳住经济基本盘

2020-06-16 17:29 来源:光明日报 王东京

  摘要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规律,增长速度与经济形势不能画等号,而且也不能决定经济发展态势。我国经济目前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再把着眼点着力点放在GDP增速上,应贯彻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党中央提出“六稳”,是基于稳定目标对政府宏观调控作出的战略部署,重在稳定经济的基本盘。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应继续加大“六稳”的工作力度,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为此,要把“六保”作为今年落实“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牢牢守住“六保”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

  ●守住“六保”底线,当务之急是保市场主体。目前中小企业已占到国内市场主体的90%,并且创造了80%的就业。为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政府应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尽力降低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要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的覆盖面,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贷款贴息。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说,主要是要进一步加大“六稳”工作力度,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基于此,需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怎样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怎样守住“六保”底线,怎样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渡过当前的难关。

  高质量发展不能把着力点放在GDP增速上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的影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未提出全年的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社会上对此有一些疑虑,担心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态势会发生改变。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GDP增速是一项重要指标,但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态势的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发展质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放在GDP增速上”。不过于纠结GDP,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贯思想。早在2014年,他就作出了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判断。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将原来的“高速”调整为“中高速”。

  经济增速不能与经济形势画等号。请看下面两组数据:1992年,我国GDP总量为2.7万亿元,增长率为14.2%;2019年,我国GDP总量近100万亿元,增长率为6.1%。若论速度,2019年明显低于1992年;可从增加的产值看,1992年仅增加3800亿元,2019年却增加了近6万亿元。我们能说2019年的经济形势不如1992年好吗?

  综观全球,增长放缓是工业化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普遍出现的现象。今天的发达国家皆经历了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农耕时代经济增长慢;进入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明显加快;而到工业化后期,增长速度又放慢了。20世纪50年代,美、日、德、法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8.8%、9.1%、4.8%,新世纪的前10年,则分别降至2.1%、1.5%、2.1%、1.2%。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实现长期的高增长。经济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100%。随着经济总量增加,等式右边的分母会越来越大,而投资边际产出递减是规律,这样分子与分母的比率必然会下降。当国内生产总值为10亿元时,新增加8000万元产值,增长率为8%;而当国内生产总值扩大到100亿元时,即便增加5亿元产值,增长率也仅为5%。可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速放缓是必然规律。

  有人认为我国GDP增长率一旦“破6”,就会出现大规模失业。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社会上也曾流行过不能“破8”的说法。这些说法大多是受了“奥肯定律”的影响。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研究发现,美国的短期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成反比,且比值为1∶2,即经济增长率每提高2%,失业率会下降1%。

  在笔者看来,用“奥肯定律”对中国经济下判断是张冠李戴:奥肯定律只是对美国特定时期经验数据的归纳,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力是最能动的要素,因此,不是增长决定就业,相反,是就业决定增长;而且增长与失业并不存在固定比例。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0.6%,2019年降为6.1%,可近10年我国的失业率并未上升,登记失业率一直稳定在4.0%—4.3%之间。

  稳住经济基本盘需守住“六保”底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以保促稳、稳中求进。

  以“六保”促“六稳”,是中央基于底线思维提出的重大战略,只要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所谓“经济基本盘”,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所希望达到的四大基本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适度增长。若将这四大目标再具体分解,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稳”与“四大目标”的关系,我们倒转过来看会更容易理解:稳就业,目的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而稳金融,则是为了稳物价;稳外贸、稳外资,旨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稳投资、稳预期,当然是为了稳增长。

  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人们对政府宏观调控有以上四大目标并无异议,大家的分歧在于:以上四大目标应该如何排序,或者说应以哪一个目标为先?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就对政府调控目标怎样排序产生过争论。凯恩斯学派主张增长优先,货币学派则主张稳定物价优先。10多年前,国内有学者提出政府应优先“促进经济增长”;前年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表面上看,以上分歧只是排序不同,无碍大局,但如果政府调控目标排序不同,最终会导致宏观政策的发力点与着力点有所不同。

  从操作层面讲,对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首先要确定科学的“排序规则”,没有规则便无法排序。只要规则确定了,排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应采用怎样的规则呢?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稳定”。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稳定压倒一切”;当前中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也是强调“稳”。这就是说,政府调控目标排序应将“稳定”作为规则,或者说把“稳定”作为排序的主要依据。

  关于调控目标的排序,学界主要关注如何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二是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若把“稳定”作为排序的主要依据,“充分就业”理所当然应排在“稳定物价”之前。通胀发生后,虽然人们的实际收入会普遍下降,但损失最大的是高收入者。可是失业不同,失业者大多是低收入者,一旦出现大面积失业,必然会危及社会稳定。同样道理,“稳定物价”应该排在“经济增长”之前。若将经济增长排在前面,政府为了追求增长会优先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难免引发通胀,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一个国家失去稳定,经济绝不可能持续增长。所以中央提出“六稳”,首先就是稳就业,其次是稳金融(物价),再次是稳外贸、外资(国际收支);最后是稳投资和预期(增长)。

  有一种观点主张“增长”优先,实际是混淆了“增长”与“发展”。在经济学里,增长是指GDP增加,而发展则是指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曾对此作过形象的解释:增长是指人的身体长高,发展是指素质的提升。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对“发展”的最好诠释。

  综上分析可见,中央提出“六稳”,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科学排序,重在稳定经济的基本盘。换句话说,要想稳住经济基本盘,关键是要落实“六稳”。而“六稳”的首要目标是稳就业,所以政府必须优先保就业,因为保就业就是保民生。而要保就业和民生,又必须同时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基层运转。只有守住“六保”,经济基本盘才能稳住。

  守住“六保”底线,当务之急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占到市场主体的90%,而且创造了80%以上的就业。政府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其实就是保就业、保民生。若保不住市场主体,“六保”就会全线坍塌。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加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企业普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税费仍然较重,经营成本偏高,融资贵、融资难。为助力企业纾困,国家已推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电价、强化金融支持等一系列举措。

  现在要研究的是,怎样将政策举措落实落细。比如减税降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减税降费5000亿元;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其力度确实很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为了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国务院明确要求:将工商业电价降低5%的政策延长至今年年底;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同时减免国有房产租金;并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以上措施的实施,无疑可大大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而且已产生很好的效果,受到了广大工商企业的欢迎。

  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看,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操作上可以作相应的改进。以电价为例,工商企业可先按市场价买电,然后由税务部门予以税收抵扣。这样处理虽然最终也是政府买单,但不会扭曲市场信号,可让价格引导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同时供电企业也不会因此产生政策性亏损,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

  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另一突出问题,是融资贵、融资难。此问题由来已久,政府也采取过不少办法。20多年前,四大国有银行就设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近10年,国家又大力发展中小(股份制)银行。然而时至今日,中小企业贷款仍面临不少困难。何以如此?有观点认为主要责任是在银行,批评银行不该嫌贫爱富。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既不客观,对银行也不公平。银行也是市场主体,中央强调保护市场主体,其中也包括保护银行。银行是企业,不仅要盈利,同时还得考虑储户存款安全。中小企业要是没有资产抵押,银行自然不敢放贷款。所以要让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前提是要让银行有安全感。否则,企业向银行贷款没有资产抵押,贷款到期收不回怎么办?一方面,银行希望贷款安全,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却没有财产抵押。这个困局怎样破解?目前的办法是鼓励银行放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贷款难,可银行还是缺乏安全保障。可取之策,应该由政府组建担保公司,这在为企业提供担保的同时,也为银行免去了后顾之忧。

  (作者:王东京,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杨雪
回到首页 回到顶部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简介- 网站简介- 广告服务- 招标投标- 物资采购- 联系我们- 法律声明- 友情链接

本网站由南方新闻网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广东南方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制作维护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0-87373397 18122015029 18122015068

ICP备案号:粤B-2005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