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总结了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发展的10条宝贵经验，其中第二条是“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为我们精准理解经济特区发展的制度创新贡献和示范意义指明了科学方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史
理解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制度创新贡献和示范意义，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特区的起点就根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之中。1979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经济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要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中杀出一条血路，探索出一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制度创新进而制度成熟定型之路。
经济特区的起点是“特”，通过制度创新之“特”的改革，促进生产力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经济特区的目标是“同”，通过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复制推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的理性演进之路，更是一条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科学探索之路，亦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法实践之路。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起点是增量改革，在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外，杀出一条做大蛋糕（生产力）的体制改革之路（生产关系）。伴随着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增量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就出发了。深圳率先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带来的冲击与争议，实际上是市场体制（增量）对计划体制（存量）的冲击与争议。1984年，邓小平同志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肯定了经济特区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雏形。1987年，深圳土地拍卖第一槌，奏响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序曲。这意味着，深圳等经济特区引领着中国从商品市场化向要素市场化的演进之路。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明确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认识问题。当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我国从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增量改革，迈入全国层面的存量改革。这是一个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真实试验，由点到面、从特殊性到一般性，是一条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增量改革到目标清晰的“顶层设计”的存量改革之路，更是一条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路。
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现代企业制度。1992年之后，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始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之路，又一次体现了经济特区的“特”，逐步形成了国有企业、股份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等多种企业组织形态共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又一次体现了经济特区的“同”，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圳等经济特区率先探索引领企业、产业、经济体系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开启了集聚高端要素的全球化“融资”与全球化“融智”之路，华为公司、中兴通讯等微观主体快速发展壮大，展示了经济特区的“特”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深圳等经济特区再一次引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创新之路，再一次展现了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制度变迁与制度成熟定型。
深圳等经济特区引领的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制度成熟定型之路，为“中国奇迹”（生产力）提供了制度支撑（生产关系），鲜活地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创新实践，又是一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鲜活试验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离京视察的第一站就是深圳，希望深圳等经济特区引领改革开放再出发。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战略决策率先在深圳践行。特别是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视察深圳，并发出时代最强音，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新的更大奇迹（生产力），需要更新的制度创新（生产关系）。2019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赋予深圳新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经济由大变强的高质量发展态势，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创新实践，又是一场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鲜活试验。
深圳等经济特区探索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制度成熟定型之路，最为关键的是，探索解决了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核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特区的成功发展实践表明，“看不见的手”（市场）与“看得见的手”（政府）应该握手。政府与市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政府的职能是增进市场功能的提升。这一实践丰富了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可见，深圳等经济特区探索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之路，是支撑“中国奇迹”乃至“新的更大奇迹”的中国之治的科学探索之路。中国之治，突破了秉承自由主义理论的“华盛顿共识”，颠覆了依据自由主义理论得出的“历史终结论”。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深圳等经济特区是“北京共识”的先行探索者。
从宏观历史看，深圳等经济特区探索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路，具有制度模式创新贡献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深圳等经济特区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实践者与引领者。
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又将开启深圳等经济特区通过改革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史的新篇章。
作者系暨南大学投资咨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