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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的梦想和现实
 
文/葳 华
 

  ——从中共中央“1号文件”到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

  2006年春节刚过,爆竹的火药味儿还在空气中弥漫,社火秧歌的锣鼓声还在中国的村子里热火朝天,春寒料峭而又喜气洋洋的中国,2月2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2006年的“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这个2006年最新一版的中央1号文件,又是关于“三农”问题的。

  引人注目的是,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发布的第8个关于“三农”的“1号文件”。也是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3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

  此前,从1982年持续到1986年,曾有过一个连续5年的,关于“三农”的中央“1号文件”。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8年的时间里,8个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充分说明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三农”问题的复杂与艰巨,乃至于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国是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农则不稳。

  尽管中国己经是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不要忘记,中国还是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中国又是一个城市化程度偏低的国家。这也是“中国特色”。

  到2006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超过了50%,而中国的城市化率,却仅为30.4%。大中型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7%。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大约低了10多个百分点。而按同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率应该在40~50%之间。如果按购买力平均水平算,大约低了20个百分点以上。

  截止2005年底,我国城市数量为666个,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仅为32个,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大城市43个,人口在20~50万的中等城市192个,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400多个。城市化水平仅为30.4%。

  实际的数字比这还要低。

  目前,真正的具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0%。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0%,那是把郊区县的人口也算在里面。譬如,北京市总人口是1340万,但城区人口只有570万人。因此,准确地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只有20%。

  尽管中国综合国力在以很快的速度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也在加快,农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在迅速下降,创造新的财富,主要靠非农产业,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而农村人口却没有相应地减少。

  更让人担忧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因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缩小,反而还在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的2.57∶1扩大到3.23∶1。

  农业仍然是中国的立国之本

  如此之多的农村人口,便决定了尽管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农业仍为中国的立国之本。

  “农民不富,则中国不富;农业不强,则中国不强。”

  这两年,中国对此体会很深很深。

  1997年到1999年,中国连续三年粮食产量屡创新高,到199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创下了历史之最。中国开始为没有足够的粮食仓库而犯愁,一边大建粮仓,一边动员藏粮于民。广建天下粮仓。那一年,中国的粮食居然多到了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程度。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此后的几年,中国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到2003年,中国又一次感到了粮食危机,并且,阔别多年的通膨阴影以及金融风险,又一次向中国袭来。中国经济似乎到了一个充满变数的拐点。

  最让人担心的是,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可耕地在急剧减少。到2003年前后,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亿亩,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两亿多亩。减少的幅度分别达到了8%和15%,这是件很危险的事。

  粮食连年减产,年产量的峰谷之间差了1600亿斤,相当于两个河南省颗粒无收,农民收入的增幅多年在低位徘徊。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此时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

  农业问题再一次成为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于是,便有了2004年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开始了新一轮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

  这一次见效很快,仅仅两个中共中央“1号文件”,便使中国的农业转危为安,使中国经济转危为安。到2006年,中国不仅扭转了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物价急剧上涨的趋势,还开始为粮食价格的滞涨担心。

  对农业来说,200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粮食增产之多,农民增收幅度之大,出乎意料。

  2005年,粮食生产终于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是建国55年来的第五个高产年,也是粮食增产最多的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比上年增长了6.8%,是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

  在所有的农村新政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一招儿,因为粮食价格的上涨有它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它能最直接、最有效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最直接最有效地刺激和调动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不必担心它的无度上涨,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又会强有力地平抑粮价。市场的杠杆是一个效率很高的安全阀,它会很快地起作用。

  而正是这两年粮食产量的大幅回升,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至少缓解了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威胁最大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中国从这两个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尝到了甜头,于是,便有了中共中央2006年的又一个“1号文件”。

  “多予、少取、放活”

  2006年的的1号文件涉及8个方面,其核心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让我们来逐点解析:

  先说“多予”:

  2006年的的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对此,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006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将转向农村。

  温家宝总理说,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

  那么,国家打算花多少钱建设新农村?国家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说“:实际上,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已达2975亿元,比2004年实际执行数增加349亿元,增长13.3%,不少地方对‘三农’投入的增长幅度,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增幅高达14.2%,增加额占中央总支出增量的21.45%。如此之大的投入和如此之大的增幅,都是近年来前所未有的,是令人振奋的。

  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给予的不仅是政策。

  再说“少取”:

  实现“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的承诺,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份全部免征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220亿元。全国还取消了牧业税。2006年将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这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

  当温家宝总理在宣布“停止征收农业税”、“取消农业税”的时候,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没有了。温家宝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说减轻农民负担,说了许多年了。说减轻农民负担,绝非仅限于减轻乡村两级政府对农民的各种苛捐杂费,国家也要拿出“真格儿”的。如今,被视为“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农业税,居然都没有了,国家因此将少收400多亿元。真是动“真格儿”的了。能不让人为之动容么?

  不仅如此,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每年还将安排782亿元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也将安排250亿元财政支出,用于支持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还有,从2007年起,中国在全国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为此,全国财政2006年至2010年预计,累计需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不含教师调资因素)。

  为缓解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中国今年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市、区。中央和地方财政向中西部地区参加这一试点的农民,每人每年分别补助20元,比去年增加一倍。

  关于“放活”:

  在中央的“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中,“多予”和“少取”都是政府的事,对于农民来说,是被动的。独有“放活”是农民的事,是主动的。所以,在这六字方针中,“放活”是最重要的。

  看看华西村,看看那些富起来了的中国农村,没有一个村子是单一的、仅靠务农、仅靠种地,便能富起来的,它再一次验证了“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农则不稳”的强国之路的正确。而这一切,没有“放活”是不可想象的。

  工业 “反哺”农业

  中国的国情是,中国经济的工业产值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了83%,而农业比重只有17%。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从二十年前的1984年的1.8:1变为3.23∶1,二十年间城乡差别几乎翻了一番。这在世界上也是极罕见的。

  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与低速增长的农业经济,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富裕的城市与贫穷的农村,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所以,对于工业“反哺”农业,我们几乎是别无选择。当我们就这件事深入研究时,我们发现,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也都曾有过工业“反哺”农业的历程。

  城市反哺农村的韩国经验

  2004年11月。当时中央刚刚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路,经济学界对此意见并不统一。反对者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农村,城市反哺农村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年12月,国务院参事室带着这个问题,专程考察了近邻韩国日本的农业发展状况。考察团发现,韩国的“新村建设”非常成功,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发现,当年韩国启动“新村建设”时的经济实力,还不如如今的中国。

  这为“平息”争论提供了依据。考察团回来之后,为国务院领导写了提倡韩国“新村建设”的报告,引起了高度重视。

  2005年5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亲自带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财政部、建设部、央行等几家单位参与,共八个人一行去韩国考察“新村”建设。形成了两个报告上报给中央,一个是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感悟,另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他们提出,目前的中国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搞好农村建设发展。

  韩国的“新村建设”的成功,使韩国农业成为韩国经济起飞的又一台发动机,使中国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

  中国的新农村之梦

  其实,在中国也有像韩国一样成功的“新村”建设。

  在华西村的村委会挂满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其中有这样的题词:“华西村,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看到华西村,会让人眼前一亮。风景如画的华西村,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中国的农村。整齐划一的一排排颇带欧式风格的小别墅,毫不夸张地说,加拿大、美国、英国的农村也不过如此。

  “现在的别墅已经建到了第六代了,一代、二代都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华西村的村民们说。说“都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是因为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还住在华西村的那已所剩无几的老房子里。

  当中国的城市居民们还在为住房难、住房贵,而愤愤不平,并吵翻天的时候,华西村的村民们像换时装一样,已住进了最新潮的第六代的欧式别墅。当中国最富裕的北京人,一只脚才刚刚跨进了汽车时代的门槛的时候,华西村的村民们不仅都成了有车族,还每家都有好几部车了。同样,像换时装一样地换新车型。

  华西村的村民富裕程度,让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市民,都会羡慕不已。吴仁宝说:“中国25~30个小村子的总收入,还不如华西村一个家庭的年收入。”这话一点儿都不夸张。

  华西村2003年的销售收入达到106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百亿村。2004年,达到260亿元,2005年达到307亿元。

  华西村民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二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每个村民至少每年都可以分到3000元福利;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多提多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转制。”

  看看这样的分配方式,你又该作何想?

  它是一种几近完美的分配方式,如果我们把此种分配方式,与发达国家的分配方式加以对比,两者之间并无区别。仅仅是我们的说法更复杂、更艰涩。给人的联想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我们会从此种说法中体会到,姓“资”还是姓“社”的难题,即使在小平过世后这么多年,在后邓小平时代,都还在喋喋不休地困扰着中国。

  那么,华西村是怎么富起来的呢?

  如果农民便一定要务农,那么,中国便不会有华西村。

  华西村之路又一次证实了“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农则不稳”的富强之路的正确。当然,华西村不是一个国家,不需要面面俱到,“无农则不稳”,便不那么重要。

  华西村发迹于钢铁产业。

  即使到2006年,产业已多元化的华西村,钢铁产业仍是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过去10年间,钢铁的收入一直占到华西总收入的60%以上。

  过去掌管华西村冶金产业的是吴仁宝,现在掌管华西村冶金产业的是吴仁宝的二儿子吴协德。即使从这件事上,你就会看出,冶金产业对华西村多么重要。这是华西村的支柱产业。

  从1999年以来,随着中国房地产业及制造业的迅猛发展,钢材价格翻着跟斗涨,华西村发了大财。

  华西村在调整它今后的产业方向。物流和金融成了这个靠传统产业起家的村子的新目标。在新书记吴协恩看来,华西村已经迈过了单纯的投资产出阶段,下一步的注意力决不能再集中于固定资产投资,以资本赢取资本,才是正确的方向。

  吴协恩说,“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投资银行业。要用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两条腿走路。”

  华西村是华西村全体村民的,华西村走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路。在华西村,你看不到如今弥漫中国的仇富情绪。而是一派让我们梦寐以求的和谐华西的景象。

  而且,华西村并不排斥天下贤士。

  程先敏18年前来到华西村,当时他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讲师,现在已经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华西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吴仁宝在万人大会上说,程先敏现在的个人资产已经超过600万元,程先敏对此并不否认。

  孙海燕是华西村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也是华西精神文明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孙海燕,江苏盐城人,14年前来华西村打工,现在已有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500多平方米的第六代别墅。

  华西村今年计划招收5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吴协恩说,“对这些大学毕业生,我定的薪酬标准是年薪1万到100万。”

  他还有这样的计划:“若干年之后,华西的班子,50%的成员是留学生,50%的成员是大学生。”

  怎样学习华西村

  当中国又一次寻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的时候,华西村又一次变成耀眼的明星。可我们仔细审读华西村的富强之路,我们深感,华西村的富强之路,有许多可学的宝贵经验。值得好好研究,好好总结。

  可华西村的模式无法克隆。学习华西村不能“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至少,再搞钢铁这样的高耗能、能效已经过剩的工业,已不可行。

  新农村建设之路不可能是一个模式。

  美国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让我们把美国的农业与中国的农业加以对比:

  美国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人均粮食年产量超过1吨的国家,(中国人均粮食年产量为200到250公斤,为美国的1/4~1/5,并长期在这个数字上徘徊不前),美国是世界上粮食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的粮食生产为温饱型,每年进出口粮食大致相抵。)美国每年向世界粮食市场提供大约为5000万吨的粮食出口,占据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9000万吨的半壁江山。

  而造就世界上最强大农业的美国农业人口,仅为美国总人口的1~3%,即美国仅有300~500万人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没有为大规模进入城市的农民留下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也没有发生我们的主管农业的政府官员们所预言的“天下大乱”),而中国的这个数字为9亿人,中国的农业人口是美国的农业人口几百倍。

  所以,美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三农”问题。

  美国早就完成了大公司对土地的兼并过程,实现了大农业和农业的产业化,即农业的现代化。

  所以,我们对“土地兼并”似乎没有如此担忧的必要。就像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序言中所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每一次的分合都在推动着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而且中国的农业也迟早会走上这条路,现在,已在大规模的进行中,例如南方经济发达的省份。如同中国的工业一样,那是一条大农业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而且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还将大大地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农民进入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进程。

  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凭什么怕农民进城? 又为何对“土地兼并”处处设防?

  而且,只有想要发展耕种业、养殖业的企业家,大规模地进军农村,而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才能使农业产业化,才能使农业成为大农业,成为现代农业。 (编辑:林湄)

 
大地网络版 2006-04-20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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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执政能力 政治局集中学习 广东学习论坛 党的先进性 新农村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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