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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


  编者按:12月29日,中共广东省委中心组举行“广东学习论坛”第二十四期报告会,邀请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郑杭生作了“重建社会信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的专题报告。南方网理论频道现将由广东省委宣传部讲师团提供的文字稿进行摘编并发布,以供学习参考。

重建社会信任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

  小引:正向向度和逆向向度

  (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党和政府最高决策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可以从正向和逆向两个向度去理解。

  (二)从正向的向度看,这是我们党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我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三)从逆向的向度看,主要是积极应对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和不协调因素活跃期多发期的社会现实。而我国的这个社会矛盾和不协调因素活跃期多发期有其特殊的复杂性。所谓逆向向度,或者说逆向思考、逆向思维,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当我们提倡什么的时候,正是现实中相反的东西严重发作的时候。

  一、我国社会矛盾活跃期多发期的特殊复杂性

  (一)社会矛盾活跃期多发期的一般性--两种前景

  1、一般地说,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这里不协调因素和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广东目前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也正处在公共安全事故高发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期。这是世界各国同期历史所表明的,也是任何一个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政党所不得不面对的。中国也不能例外,广东也不能例外,这也正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

  2、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发展的两种前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

  3、这后一种前景,学术界称之为"拉美陷阱"或"拉美病",其含义主要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贫困化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荡的状况。由于"拉美陷阱"或"拉美病",主要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年中表现出来,因而这一时期被联合国的一些报告称之为"失去的十年"(the lost ten years)。我们当然要避免后一种情景,争取前一种情景。这也是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这种新发展战略的用意之一。也是各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要把握的。

  (二)我国社会矛盾多发期的特殊复杂性--三大事件

  1、从特殊性上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发生的几件大事,又使得我国的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显得非常尖锐和紧张。主要的是三件大事:这就是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破产所引发的职工下岗失业、农村土地征用所造成的农民失地、城市房屋拆迁所形成的居民失房。这失业、失地、失房,学术界称为"三失"。这三件大事直接间接都是政府行为主导的,这又导致了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的紧张。其他还有工程项目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农民工无保障处境和不正常劳资关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企业军转干部问题等。现在的信访、上访,几乎都与上述这些问题有关。

  2、广东的情况也是这样。据统计,2000至2004年共发生群体性事件16523起,其中因信访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诱发的群体性事件有10285起,占62.2%。

  1、上述矛盾要是应对得当、处理得好,社会就能保持稳定,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是应对失当、处理不好,就会造成社会动荡,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

  2、以征地、失地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大大加快,城市向郊区的迅速扩张,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开发区扩张的热潮,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现在失地的农民大约有4000万人。在征地过程中普遍出现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社会保障措施不配套、征地补偿安置费分配混乱、滋生腐败等多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基层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导火索,利益受到损害的农民甚至不得不采取集体上访、诉讼等手段,甚至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来保护自己。

  --要缓解上述利益矛盾,必须对症下药。一是补偿标准要合理,二是社会保障措施要配套。三是工作要过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配套,消除后顾之忧是更重要的。河北省秦皇岛的开发区就尝试建立征地补偿的新型社会保障基金,实践证明还是很成功的。所以,不是说开发征地就一定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矛盾,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研究新的情况,提出符合新的实际情况的对策。

  3、另外一个是武汉市的例子:

  --武汉市按照"依法行政,有情操作"的理念,在一个月内取缔三万多辆"麻木"(机动三轮车),而没有引起任何社会振荡的典型事例,特别鲜明地表明了他们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弱者正当权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方面,"麻木"是影响武汉交通发展、污染城区环境的最大因素,市民意见越来越大。调查结果显示,830万市民绝大多数赞成取缔"麻木"。据此,"禁麻"得到湖北省武汉市两级人大常委会的通过。因此必须"依法行政"。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三万多辆"麻木"的车主多是伤残人员、下岗人员等弱势群体,取缔"麻木"等于切断了他们的生计。虽然他们的数量不到830万市民的1%,但不能因为他们是少数,就可以忽视他们的利益,就可以简单粗暴地从事。因此又需要"有情操作",即充分考虑补偿这部分人员的利益,采取合情合理的做法:

  第一,2003年5月19日武汉市决定由财政提供1.5亿元左右回收被称为"麻木"的三轮车,并为一时找不到工作的"麻木"车主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第二,还决定在规定期限内交出"麻木"的,可以得到市区两级政府的奖金;第三,6月初,武汉市还出台了方便群众出行的措施:把出租车起步价调低到3元,延伸了公交路线。与此同时,社区的干群的全力配合有关部门,不分昼夜,为三万多名"麻木"车主办理低保、登记就业、发放车辆回收证。这样从5月22日到6月24日这样差不多一个月中,武汉市回收了全部37000辆"麻木",而没有引起任何社会震荡。这真是"依法行政,有情操作"这种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创造的奇迹。

  4、广东省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有许多自己的创造。

  例如,十项民心工程一年来取得很大成绩。民心工程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目前贵省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都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弱势群体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有利于化解多方面的社会矛盾:全民安居、扩大与促进就业、农民减负增收、教育扶贫、济困助残、外来员工合法权益保护、全民安康、治污保洁、农村饮水、城乡防灾减灾。

  又如,广州市四年来实施的创建"六好"(自治好、管理好、服务好、治安好、环境好、风尚好)平安和谐社区、营造"两个适宜"城市环境的活动,取得很大成果,有利于化解多方面的社会矛盾。

  二、我国社会矛盾的一些新特点

  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社会分化趋势加剧,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在的社会矛盾,几乎没有不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的,同时,这些社会矛盾还表现出以往不曾有或很少有的新特点。下面四个特点虽然概括不全,但是十分明显:

  (一)社会矛盾的主体--利益群体相互博弈

  1、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尤其是新产生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一致与摩擦、相同和相异,形成了不同利益要求的相互博弈;社会的不和谐突出地表现为新利益群体因利益差别所引发的新矛盾。

  2、利益群体与社会群体、社会阶层

  (1)所谓利益群体(interests group),通常指经济利益群体,即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或有一致经济利益要求的人所形成的群体。要确切了解利益群体的概念,就要了解它与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概念关系,因为它与后两者有着直接的联系。

  (2)利益群体是社会群体中的一种。所谓社会群体,是指由持续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交往或社会互动联系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群体也都是广义的利益群体。利益群体细分还可分为政治的利益群体、文化的利益群体、经济的利益群体等。通常所说的利益群体,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利益群体,即上面说的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或有一致经济利益要求的人所形成的群体。

  (3)利益群体也是分层或阶层中的一种。社会阶层是由拥有不同社会资源的社会群体构成的。社会资源区分为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资源。利益群体就是一种强调经济资源方面的差异的阶层。

  (4)"利益群体"是社会学、政治学中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是国际国内通用的。当前中国社会的群体差异或矛盾问题,绝大多数是以经济利益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8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社会学家就开始用利益群体这个概念分析相关的问题。本人当年在如何为新出现的富裕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命名的争论中,也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一个"先富起来的利益群体"的概念,用来给富裕层命名和定性。

  3、为什么矛盾的主体越来越以利益群体的面目出现,具有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性质?

  (1)这是因为,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以经济为主导的改革。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就是经济利益的分化加剧。由于经济利益分化而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如私人企业主群体、农民工群体、上面说的失地农民群体、失业职工群体、失房居民群体,以及城市中的房产主阶层等构成的利益群体,等等。

  (2)对它们还可以用不同标准加以区分,如按地位来分,就有强势利益群体和弱势利益群体的区别;按先后来分,就有先富、后富、未富利益群体的分别;按城乡来分,就有外来人口群体和本地人口群体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有利益差别的群体。这里,我们仅以业主群体为例加以说明。

  (3)关于业主利益群体。

  --改革以前,城市居民居住的房屋基本上是国有的或单位的,既然人们不是房屋的所有者,人们也就不会因为房屋的质量、面积、管理等产生矛盾。改革以后,在政府房改政策的推进下,"居者有其屋"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房产主、业主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多数老百姓拥有了自己的房屋,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房屋的所有者,于是开始关心房屋的利益,关心房屋的质量、面积、管理等。这样房产的拥有者就成为城市中的重要的利益群体。由于房屋的利益争执,最近产生了房产主、业主、居住者的维权运动。

  --相比较之下,改革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私房的比例很低,而且有房的小业主在阶级成分上也不太好,自然也无法形成所谓房产主的维权运动。

  --当然,作为房屋所有者的老百姓,之所以变得态度激烈,之所以常常因为房屋的利益发生冲突,是有特定原因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刚刚形成,在很多方面还很不规范、缺乏有效竞争。特别是一些开发商确实存在欺诈和侵权行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房产主、业主和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业主和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就可能转化为业主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并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对于和谐社会是很大的威胁。所以,妥善解决因为房屋利益分化而产生的利益群体的矛盾就变得十分重要。

  --业主群体,一般是社会强势群体,他们主要是要政府主持公道,制定保护他们利益的政策。因为是强势群体,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渠道,有自己的声音。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在制定相关政策前,听取他们的意见,如举行听证会等,十分重要。这与作为"沉默大多数"的直接要求补偿、赔偿的失地农民、被买断的失业工人等弱势群体是有所区别的。

  (二)社会矛盾的焦点--党和政府首当其冲

  1、现在,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多,党群、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党和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例如上述三大事件和其他措施与政府行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就是政府行为,因此就把政府推到了矛盾的第一线,执政党和政府往往首当其冲。换句话说,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的矛盾突出来了,有些地方党群矛盾、官民矛盾非常尖锐。

  2、为什么政府行为这么普遍?这里有体制性因素:由于我国社会三大部门结构还不完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民间组织还不能各司其职,功能互补,政府还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调节者和经营者的角色于一身,管了过多的事情,承担了过多的责任。这就是说,是一些体制性因素使得政府"引火烧身",把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

  3、当然光是政府行为还不至于矛盾这么紧张,还有我们的党政机关、司法执法机关、公共机构及其干部中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是自身性因素:如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执法不公、行政不当、为政不廉、假公济私、欺负百姓、奢侈浪费等不良作风和腐败行为。总之是种种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更加加重了党群矛盾、官民矛盾,使得本来已经尖锐的这类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学研究表明,腐败高发期与社会快速转型期相联系,是高风险期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所带来的"综合震荡效应"因为信息化而加倍放大,会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消弱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

  4、由于上述的体制性原因和自身性原因,使得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未可预期性、突发性大为增加。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开始大量地针对政府和干部,动辄纠集起来围攻干部,冲击打砸党政机关,酿成恶性事件。一种是平日损害群众利益的积怨甚深,一有导火索,那怕是街头的一个普通争执事件,那怕是一句话,会引起很大的群体性事件--著名的万州事件不就是这样吗?另外一种是本来与政府无关,但是由群众与群众之间的民间性冲突发展为针对地方政府的"官民性冲突"。

  (三)社会矛盾的互动--趋向激化诉诸冲突

  1、现在,社会矛盾的互动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往往采取激化、尖锐、甚至恶性冲突的方式,具有倾向激化诉诸冲突的趋势。激化的方式很多:如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拦截公务车辆;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抬尸上访、将生活不能自理者遗弃在信访接待场所;堵塞、阻断公路、铁路交通;聚众闹事、械斗、打砸抢烧或扬言爆炸,等等。

  2、激化的原因有多方面:

  有些矛盾,因为涉及切身利益,很容易激化,有些本来是小事,由于没有及时化解而激化。还有就是矛盾主体双方都没有经验,当然这是好听的说法。这方面典型的是劳资关系:我国的私人企业主阶层,绝大多数都是八十年代后先富起来的。我们的农民工阶层,也是八十年代后扩大起来的。双方对如何处理劳资关系都没有经验。两方面都很容易走极端。有些资方做得很过分,把工人封闭起来,记得深圳在这方面出过很大的事。普遍的是工人工资保持低水平,十年中变化不大。一年算一次的年工资,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等等。所以有评论说,新资本家比老资本家厉害多了。这就是说,私人企业主确实较普遍地存在着侵权行为。这说明,农民工维权是有正当性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维护自己的利益,走正常的渠道难,懂法的不多,有的也走极端,进行报复,杀老板,有的爬上高楼,以跳楼自杀威胁,引来警察,大闹大解决。

  3、另外,种种激化的社会矛盾又相互作用,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氛围。

  (四)社会矛盾的表达--维权目标手段脱节

  1、矛盾的表达往往采取多渠道、多样化的维权形式,而维权的目标和手段常常脱节。这就是说,维权目标的正当性与维权手段的正当性不是必然统一的。大体有四种情况:

  (1)维权目标正当,维权手段也正当;

  (2)维权目标正当,维权手段不正当;

  (3)维权目标不正当,维权手段正当;

  (4)维权目标不正当,维权手段也不正当。

  2、四种情况简要分析

  第一种情况,维权的目标和手段都正当,这是我们应该要引导的,按理说维权应该也必须是能够成功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正常维权成本太高,非常困难,不是无人理,就是石沉大海,或者推来推去,踢皮球,弄得维权当事人筋疲力尽,总之使人感到正当维权没有多少希望。如果这样,它的示范效应肯定是鼓励人、刺激人用不正当的手段维权。这样,一定会助长"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风气。这是万万要避免的。

  第二种情况表明,即使目标正当,由于手段不正当,也不能达到维权的目标。

  第三种情况,维权目标不正当,维权手段正当,应该是要输掉官司的。

  第四种情况,则更不行,是胡搅蛮缠。

  (五)启示

  上述社会矛盾的特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现在治理社会比过去难多了。最主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形成老百姓信任的真空,老百姓不相信你真是在为他谋利益,你能够为他谋利益。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在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所以,现在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三、重建社会信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化解新生社会矛盾、解决新生社会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到:

  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信任的重建。其中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极其重要,作为压尾。如何提高处理社会矛盾的本领的问题,必须在一个社会系统工程的框架中加以考虑。这里涉及到治本治标的问题,近期远期的问题。

  (一)更新理念

  1、以人为本的理念

  (1)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因此,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也必须以人为本。

  (2)问题是,抽象地说以人为本,谁都可以接受。但是,社会的现实是我们的社会既有穷人,又有富人,既有社会强势群体,又有社会弱势群体,既有改革发展的受损者,又有受益者。说要两者兼顾,两者都为本,当然不错。但很多事实表明,要以富人、强势群体为本是更容易的,因为没有什么麻烦,有时还是很舒服的;而要以穷人为本,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要解决很多麻烦、棘手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3)现在,矛盾多发期和活跃期的现实,要求我们把贯彻以人为本的重点放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上,放在改善他们的弱势处境上,这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否则,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更不可能是和谐的。

  2、共赢互利的理念

  (1)和谐社会,也可以通俗地说,就是共赢互利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说是共赢互利的发展观。

  (2)具体来说,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是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共赢互利,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样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旨;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同样它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上"零和游戏",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3)可以断言,贯彻落实共赢互利理念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果。

  3、"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理念

  (1)迄今人们看到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取得社会进步,同时又不断付出社会代价的历史。据此,社会学得出了自己学科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

  (2)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弱者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就是实实在在的"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促进社会和谐。减缩社会代价,另一层意思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途径和办法。

  (3)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20多年来,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等级制度的变化,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的变化,都表明,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20多年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

  (4)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进步,并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过程。

  4、社会治理特别是善治的理念

  任何和谐社会都不可能自动到来,社会矛盾也不可能自动得到正确处理。它凭借的只能是对社会治理(governance),特别是善治(goodgovernance)的不断尝试和努力。

  (1)社会治理和善治的核心之点,在于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一个社会。关于治理的定义都指出了这一点。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

  (2)社会治理与统治的本质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统治的主体只能是公共权力部门,其权威来源只能来自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权威来源依仗的主要并非是政府,而是合作主体之间的持续性互动;

  二是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作过程,而治理则是多元的、上下互动的过程,它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达致对公共事务的治理;

  三是统治遵循的是正式规则、制度与程序,而治理则以信任为基础,遵循的是由主体间协商与同意的规则与程序。

  由此可见,治理较统治更适合于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的快速转型期社会,那种多元的、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过程更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3)善治是治理的一种状态,是治理的理想状态。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4)社会管理包括社会矛盾处理的观念从统治转变为治理和善治,是一种观念更新。

  (5)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和模式的提出,在现阶段可以看作是一种既符合现代治理善治理念、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这一制度的创新之点在于:

  首先,在谁来管理的问题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以中国特有的方式,表达了社会管理的主体的多元性,即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一个社会。这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说的是国家力量、公共权力部门、政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指的是社会力量、私人部门、社会组织。这与只有一个管理主体不同了。

  其次,在如何管理的问题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中的领导、负责,无疑强调了公共权力部门的作用、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型的色彩,而"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中的协同、参与,无疑表达了社会与公众的配角地位,但是,也有了一点两者合作、协调的意思,毕竟与过去政府说什么、社会只有服从还是不同了。

  第三,既然要社会协同,就要把社会做大,太小了何以协同?既然要公众参与,就要使公众有参与的积极性,没有积极性,何以参与?所以,这一模式也包含着要把协同的社会做大、鼓励参与的公众的积极性的承诺。

  (6)社会管理包括社会矛盾处理格局初步制度创新之点的评价

  尽管现在这种观念的更新、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矛盾处理格局的创新还是初步的,重要的是,步子已经迈开,不可能再退回来,随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不断推进,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的步子将会迈得更大、更快。

  我认为,上述四个深层理念,都是正义概念在现阶段的体现。这些理念,对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来说,具有理念性前提的意义。

  (二)结构调整

  1、社会三大部门结构的重要性

  (1)社会三大部门的构成状况和及其相互关系,无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还是对正确处理社会矛盾,都具有结构性前提的意义。

  (2)之所以说它们"具有结构性前提的意义",是因为上述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既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又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总体框架。

  (3)在这个总体框架下,社会三大部门才能各自有序地加以建设和管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有序地加以规范和理顺,也是在这个总体框架下,社会矛盾主体的博弈才能有序和规范,社会矛盾的焦点才能适当分散,社会矛盾的互动才能趋向缓和,社会矛盾的表达才能趋向手段与目标的一致。离开这个总体框架,谈论社会建设和管理,谈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陷入盲目性。

  2、社会三大部门结构的要点

  (1)所谓社会三大部门是指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第一,国家或政府或政府组织(GO-governmentorganisation),也叫公共权力领域,通常叫社会"第一部门",它们属于做政治领域;第二,市场或营利组织,也叫私人领域,通常叫"第二部门",属于经济领域;第三,社会组织,也叫公共领域,是前两者之外的"第三域",即通常叫做"第三部门",它们属于狭义的社会领域。相对于政府组织,它是非政府组织(NGO),相对于营利组织,它是非营利组织(NPO)。第三部门的其他表述,还有志愿域、市民社会等。

  (2)社会三大部门是现代社会的三个实体性的组织构成。也许有人会问,社会三大部门的提法,与中央说的四位一体提法不是有些矛盾吗?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当代社会学告诉我们,社会三大部门是现代社会的三个实体性的组织构成。这是社会构成的硬件。文化作为理念性的文化构成是社会构成的软件。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事实上包含硬件和软件两类内容的建设。四位一体的提法完全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实体性组织构成和社会理念性文化构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概括,是与当代社会学非常吻合的。由此可见,任何对社会三大部门提法的顾虑,都是多余的。

  (3)社会三大部门,各有其存在的根据和运作机制,作为社会实体性的组织构成,具有这样的结构性的要求:

  第一,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也不能相互代替。三者缺一,就不可能形成结构完整、功能正常的社会,更谈不上形成和谐社会,同样,三者相互代替,就会造成结构紊乱,运行无序,也谈不上形成和谐社会;

  第二,三者的比例要合适,例如,各国经验证明,"大政府,小社会"是运作和管理成本很高的模式,而"小政府,大社会"则是比例比较合适的模式,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

  第三,三者的互动机制要良性,要相互促进。在这种结构协调的基础上,社会三大部门才能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功能互补,从而在动态的相互交往中真正建立起稳定的社会部门结构。

  (4)社会三大部门,作为社会实体性的组织构成,还各有其所遵循的交往关系和交往原则,各个领域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交往原则不能混淆、错位。

  例如经济领域中等价交换的交往原则,不能作为政治领域中权力交往的原则,也不能成为社会领域中公益协商互动交往的原则。同样,政治领域中的以权力为媒介交往原则,也不能作为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中的交往原则。有的学者,如哈贝马斯认为,三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混淆是我们在20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所看到的种种弊端的主要根源。

  (5)一般来说,第一部门、第二部门不容易受到忽视,最容易受到忽视的是第三部门。但是第三部门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因为,它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弥补政府失灵,还能极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它主要是从事非强制非等级和非赢利趋向的社会公益性活动,是由为社会奉献的道德力量所驱动。第三部门或非营利组织是否发育已被联合国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资本高低的主要判断依据。

  3、我国三大部门情况

  (1)当前我国三个领域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合机制还没有很好形成。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或三个部门的比例、力量大小还严重失衡。

  就政府来说,计划经济留给我们的政府无限型、全能型的遗迹还时有表现,即使实际上是在向有限型、非全能型转变,观念上有时还往往停留在无限型、全能型政府上;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还没有形成,该小的还没有小,该大的还没有大,政府主导型还表现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还不规范;我们的第三部门刚刚开始发育,无论就数量来说,还是从质量来说,与前两个部门相比,还不成比例,我们还没有脱离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格局。

  (2)这就是说,我国三大部门的关系现在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谐调,它们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要逐步消除的结构性障碍。要使这种结构性的不协调进到结构性协调,消除构建和谐社会的结构性障碍,可以说任重道远。

  (3)现在,面对多发和活跃的社会矛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日子都不好过。总理自己说因矿难等问题睡不好觉;地方政府也忙于应对,可以说疲于奔命。如果不从体制上、部门结构上解决问题,政府"引火烧身",把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状况,就很难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三)转变功能

  1、我国三大部门的功能性不协调则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情况还很普遍;第二,经济上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到公共权力领域和公共领域,这种现象也很普遍;第三,第三部门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这些又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性障碍。

  2、调整功能要在制定社会政策上下功夫

  (1)转变功能,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主要要在制定正确的社会政策上下功夫,建设各种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社会政策是执政党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落实共赢互利理念、贯彻社会公平、公正的主要手段。实施一种社会政策也同时意味着建立一种社会机制。

  (2)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上,建设和完善下面的政策和机制是迫切而重要的。

  第一、表达与反应机制

  (a)所谓表达机制,就是使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正常渠道。为什么现在集体上访事件有增无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供各个层次不同社会利益群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正常渠道,或者只是形式上有,实际上没有,或不起作用,形同虚设。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是社会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由于自己的处境,更加缺乏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为什么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直到总理说话才引起重视、才得到解决?这充分反映出表达机制方面存在的缺陷。

  (b)建立不同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的重要性,从积极方面讲,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从消极方面讲,它也是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所谓社会安全阀的机制,是指让对立情绪和不同意见发泄出来的途径,以避免它们因不断累积而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当然在建立表达机制的同时,也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

  (c)另一方面,党和政府要建立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这就是加强与各种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交流,切实了解民情民意,增强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的能力,并对群体反映的问题作出依法、及时、合理的反应。这一点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强调的,他说:"要建立健全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的长效机制,确保群众合理的利益要求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二、协调与兼顾机制

  (a)这就是制定政策要公平地反映和协调城乡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反映和协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反映和协调不同方面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兼顾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b)具体地说就是:

  --党和政府要加大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努力遏制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体系。
--要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在户籍、教育、就业、身份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给进城务工人员以公平竞争的机会,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他们逐步进入现代职业体系。

  --要着力做好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实施积极的就业再就业政策,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第三、共享与保障机制

  (a)所谓共享机制,就是确保作为我们党最广泛最可靠执政基础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共享机制是社会稳定的高线,一个社会进步的成果能够共享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b)所谓保障机制,就是社会对各类弱势群体(由于自身原因、自然原因、社会原因而陷入弱势地位的人群)的保障,特别对在社会改革中经济社会地位下降明显的困难群体的保障。所谓保障,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这种保障机制是社会稳定的底线。
第四、共识和责任机制

  (a)应当充分认识,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既取得社会进步、又付出社会代价的过程。社会代价不可完全避免,但可以减少、减轻。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肯定社会进步的同时,想办法减少社会代价,把社会代价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这是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基本含义。

  (b)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也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一方面,党和政府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上负有主要责任,党员和各级干部肩负为民谋利、做民公仆的责任,他们在制定政策时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努力实现各方利益同步增长,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c)另一方面,广大群众也要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积极表达诉求、反映问题的同时,对暂时的困难予以充分理解。

  (d)上述客观因素的利益机制,如果没有共识和责任这样的主观因素的机制相配合,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3、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

  (1)正确的社会政策能够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进一步密切党同各阶层群众的联系,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群体,保持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反之,不正确的社会政策则起相反的作用。

  (2)社会政策一般要通过法律来颁布实施。体现正确的社会政策的法律是"良法",而体现不正确的社会政策的法律则是"恶法"。什么是正确的社会政策和"良法"?就是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社会政策和法律。要真正做到符合实际、实事求是,避免那种起负作用的"恶法",就要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查研究。

  (3)社会利益关系最集中地表现在社会的阶层结构上。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着重调查社会阶层结构的原因。例如,今年4月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5"《走向更加和谐的社会》,就是以2003年实施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GSS,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为依据,研究社会阶层结构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的。这次问卷调查的范围涉及全国28个省市、92个区/县、262个街道、559个居委会、5900城市居民。

  (4)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要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这是非常正确的。

  总之,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达到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建设系统工程,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4、只有逐步消除上述结构性障碍和功能性障碍,形成社会三个领域互动、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合机制,三大部门各自都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能够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摩擦、相互抵消,才能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结构协调、功能协调的社会长治久安的部门结构。

  (四)重建信任

  1、上面说过,现在治理社会比过去难多了。最主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形成老百姓信任的真空,老百姓不相信你真是在为他谋利益,你能够为他谋利益。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在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时,也能弥补;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

  2、现在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党中央看到了这个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与老百姓保持鱼水关系,而不能是油水关系,更不能是水火关系。

  3、关键是要从利益关系中跳出来。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是经营者又是立法者、管理者。煤矿官员入股问题的范围这么广,影响非常不好。

  4、另一个关键是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实事。相信广东省的十大民心工程只要真正坚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能够重建可贵的社会信任的。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编辑:莫凡)

南方网 2006-02-07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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