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六期

　　主题：“可爱”与“可信”——中国道路的文化难题

　　嘉宾：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时间：6月9日

　　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主持人：尊敬的许教授，各位老师、同学，岭南大讲坛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高品位、大众化、公益性讲坛“超市”，目前这个超市已经启动了三个系列。第一个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二个是岭南大讲坛大众论坛，第三个是岭南大讲坛地市论坛。这三个系列的讲座都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以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前沿问题为主要内容，每月举办一期，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五期。我们分别邀请了成思危、汝信等著名学者来演讲。

　　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六期，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著名哲学家、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许苏民教授来给我们做演讲。许苏民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可爱与可信——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难题”。许苏民教授是江苏如皋人，1992年被评为研究员，1993年入选中华当代五十名哲学家，1995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现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华东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许教授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文化科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作等身，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文化哲学》、《历史的悲剧意识》、《比较文化研究（中学西渐卷、西学东渐卷）》、《人文精神论》、《李贽评传》、《王夫之评传》（与萧箑父合著）、《顾炎武评传》、《李光地传论》、《戴震与中国文化》、《朴学与长江文化》、《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与萧箑父合著）等等，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有关许教授的成就我在这里不一一介绍了，等一会儿我们还会听一下他的精彩演讲。在许教授演讲之前，我们有请这次讲座的东道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小麟副校长致辞，大家欢迎。
 
　　董小麟：尊敬的许苏民教授，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常荣幸地协办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的第六讲。我们对许苏民教授的光临、对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给我们送来的这一次高水平的学术文化盛宴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

　　广外大作为一所有着40年办学历史的良好学风、校风传统的大学，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学风、校风建设，非常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秉承着校训，我们对学生的培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目前我们学校主要的学术讲座系列已经有文化科技知识一百讲、人文大讲坛和专门在我们大学城校区开设的人文方舟等讲座，这些讲座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对同学们综合素质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我相信今天这一堂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将对我们广外大的同学老师，特别是对我们大学城的同学和老师一个非常好的收获。下面让我再一次向许苏民教授今天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持人：下面有请董校长向许苏民教授赠送纪念品。

  
　　主持人：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许苏民教授给我们演讲。
 
　　许苏民：谢谢各位领导、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同学。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可爱与可信——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难题”。英国著名的研究学家说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总是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来看世界的，所以我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在听我讲座的时候，能以怀疑的态度、怀疑的眼光来审视我的观点，对的就相信，不对的就不信，但愿我的讲座不要让大家失望。 

　　大家都知道，最近十五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向深度认识发展的曲线，海内外学者们都致力于从不同的视角来总结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其中有的学者追溯到西方文化中的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从这个视角来总结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比如九十年代初的一篇重要文章《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还有学者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追溯到十八世纪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时代。有致力于探讨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特别是游民知识分子在近代文化的成果，海外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国内的学者，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些边缘性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探讨四十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总之，学者们在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经验教训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看法，呈现出向深度认识发展的曲线。如何看待这些观点，我的看法是要在统观全局的基础上推进深度认识，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观点，我们现在要用统观全局的角度来推进深度认识。十年前上海的一些学者发起了人文精神问题的大讨论，这个讨论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迪，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有对于中国社会的人文问题的深层的忧患意识，更迫切需要有对历史和现实的、对人性和人心的深度认识。我们一些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言论和主张，都必须从自我生命心理的深处流出，这当然不是说前人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言论和主张不是从心灵深处发出的，而是说人们对于精神自我的认识、对文化传统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我们看世界上西方学者总是在不断地反省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要自强不息，要不断的进取，要不断的发展，要不断的创造新的文化，就必须是一个富于自我反省精神的民族。我们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反省，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不能停留在像文化保守者一样，我们的文化水准、文化水平、文化自省程度应该达到更高水平。有一个涉及文化取向的哲学难题，也就是说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如何去取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中国二十世纪初一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王国维提出来的，所以称之为王国维难度，我们怎样正视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对于前人的观点给予理性的宽容和同情的理解，从而培养出平和的文化心态，是否能够从前人的片面性中吸取教训，从而在可爱与可信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思想张力呢？这对于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诸多矛盾和难题，或许是其中一种可以供大家参考的思路。
 
　　1907年当时中国有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在他的文集中写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他这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王国维说的是可信任的人，比如说知识论上的实证论，实证主义，大家都知道西方的实证主义有好几代了，强调用科学的执政方法来制订客观政策。英国经验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公益性的哲学，是否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作为道德衡量上善恶的尺度。这是属于哲学上经验主义的范畴，是经验主义者追求的真善美。而属于可爱一类的，如形而上学，大家都知道政治家的形而上学，是指本体论的学说，在本质上又是一种境界论，比如说柏拉图说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世界，想造出理想主义的无上美好的境界。

　　纯粹之美学等，都是文艺学、美学上的一个流派，他们认为不论是道德判断还是审美判断，本质上都是超功利的。哲学主义上的理想主义诞生，是理想主义所崇尚的真善美。经验主义者所追求的真善美，可以相信，理想主义所追求的真善美，往往可爱却并不可信。这是人类所追求的两种真善美之间的矛盾。
 
　　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既然都是追求真善美，可信和可爱之间又何以构成矛盾呢？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矛盾构成了人生命的延续，人类社会的悲剧更为深刻的表现形式。在事实真理的层面合乎人们的经验事实，而且在事实与人的关系价值争议的层面，也合乎我们的经验认知，所以是可信的。而伟大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纯粹论则不是科学经验认知所能够确认的认知，科学认知和通常的知性逻辑，都既不能论证永恒、无限的真理，更不能达到像柏拉图所说的彻乎美体的形上境界，所以就不可信。

　　经验论是人们所认识到和体验到的有限物质世界的真实，有限世界的真实，而一些有限世界的真实都是不完整的。所以虽然可信而不可爱，而理想主义的追求，对于永恒、无限绝对的追求和终极关怀，可以抚慰经验中的痛苦心灵，所以虽然不可信但是很可爱。理想主义的追求偏重在情感上的可爱，属于广义的善和美的范畴，其中交织着真与善、真与美、美与真、美与善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过去都认为真善美是统一的，你一讲就说真善美是天然统一的，其实真善美三者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

　　在文化方式上，我们不论对于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取舍，在心灵深处都存在着可爱和可信的矛盾，更不用说这些矛盾在更为久远和广大文化层面上的存在。王国维从理智上清醒的认识到可以用经验证明的真理，脱离情感和想象的谬论。他同时代的人，胡适之、陈独秀等这些人，对于这些矛盾都是浑然一体。给中国人带来的是本色的英美主义经验学说。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像是潮水一样涌来的就是西方有世纪末的非理性学说，尼采的文艺之论，特别强调人的意志，这样的学说传到中国来，也被当时很多非常激进的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1923年，中国发生了科学与研究的论战，一个方面是经验主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论证的另一方是被称为玄学家的，实际上可信和可爱的争论，争论的结果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派虽然一时取胜，但是由于他自身的局限性，可爱与可信的矛盾问题并没有解决，本色的英美经验论学说其实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市场。至于中国人最终选择的还是理想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这里，可爱的东西经过改造，也会变得不那么可爱，理想主义是可爱的，但是经过改造之后，又会变得不那么可爱。改革开放的中国，无论表面上看是多么的强调科学，实际上乃是更为可爱的玄学。朱熹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演化为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时一个伟大领袖就引用朱熹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对阶级敌人绝不施仁政，但是什么是阶级敌人呢？长期的政治斗争使我们民族元气大伤。

　　我是五六十年代的人，那个时候，六十年代初开始提倡学雷锋，雷锋精神就其助人为乐当然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当时说了四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这当然是没有错的。接下来，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之情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中学生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中学生打倒老师，将老师当做阶级斗争，对待阶级斗争要像严冬一样残酷，学生打死老师，你说怎么得了啊？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非理性的行为，跟过去的教育有关系。我们现在当然还讲这种精神，我们要弘扬助人为乐的精神，而不是那个时候说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也要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

　　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学术界又有学者试图从康德学中找到程朱理学，而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追求的可爱对象，美、善合一的理想，都是在理想主义的外衣之下来进行的。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所谓可爱、可信，追求善美，可能恰恰导致离美越近、离善越远，一种理想主义的狂热，追求一种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但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怀疑近代思想家、革命家他们救国救民的政治动机，近代以来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了振兴中华，他们前仆后继，他们那种救国救民的心我们不能怀疑，不能像是一些学者说的，这些人好像都是一群光棍，是一些带领流氓无产者的流离知识分子，不能这样说，他们的思想动机是非常真诚的。
 
　　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当年所谓的“愤情”即愤怒青年人，像一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一样坚信，既然目的那么崇高，那么又有什么手段可以采用呢？因此他们对所谓的斗私批修，就是人精神上对残忍的返祖现象。文化大革命无论发动者的理想是如何的远大和美好，但是也不免陷入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所深刻揭示的人格悲剧，就是求真不能得真、求善不能得善、求美不能得美。
 
　　逃离世界的繁华与喧嚣，回到自然中过一种原始、质朴的甚至是非常刻苦的生活，同时这一学派又主张这个社会回归自然了，两性生活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犬儒学派这样主张，所以有人痛斥他们是无耻，怎么没有羞耻之心呢？但是后来犬儒主义者就偏偏向无耻的方向发展。这种无耻就表现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犬儒就成为一切不耻行为，甚至可以为任何不耻行为找到理由，甚至是冠冕堂皇理由的这么一种行为的代名词。
 
　　实际上极端的理想主义和犬儒主义是亲密的两兄弟，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往往容易会变成犬儒主义者。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把自己陷入悲欢失望，再进而就是怀疑、否认人类一切美好的理想和价值，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在这些犬儒主义的人来看，既然世界是大的玩笑，我也就玩笑来对待这个世界。我们也是理想主义者，理想在现实中的碰壁，既使很多人饱尝了人生的辛酸，但是也使很多人过早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孔子和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多少有一些人情味的，也不是后来被痛斥的程朱理学理念。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主义，跟其他的理想主义，特别是道德理想主义也不是一回事，对于这些学说的微妙，我们似乎研究的还非常不够。我们名义上接受了马克思的理想主义，但是我们的道德理想主义跟它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既然脱离了现实的理想主义在实践中带来了种种的收获，我们是否就可以走向彻底的经验主义呢？也不一定是这样。有两种经验，一种是科技研究意义上的经验，另一种文化心理上的经验。科学研究意义上的经验，科学价值的原则，无论是事实争议或者是人与（）的关系，都是可以被经验事实重复证明。王国维所说的，就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科学世界和价值世界，显然这些都是真的。而文化心理的经验，则是一个民族的极其无意识，是一种集体经验，积累了历朝历代的教化和我们民族生活的体验，在无形中悄悄支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

　　关于这种历史上的经验的东西如何画出我们现代人头脑中鲜艳的东西，这样一个理论，在很多人的著作中都做出了深刻的揭示，经验的东西转化为我们头脑中鲜艳的东西，可以接受。在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积淀下来的这么一些文化心理经验，是要经过一番科学精神的实际理论，而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能不能达到高度的文化自觉，就是要看他是否可以将头脑中经过时代相沿的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上升到新型的自我意识的层面来做一番清理。但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科学精神至今也没有能够深入人心，因为经验主义也不可避免会被我们的传统狭隘经验论和犬儒主义所同化，怎样同化？有一个非常吊诡的事实，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一些政客为了反对中国跟西方法制的联谊，竟然也打出了以经验主义反对理想主义的旗号，这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他们只是喊喊，狗有狗道理，人有人道理，中国自有中国的道理等，针对这样的事实，鲁迅说从前我们的经验是从皇帝的脚底上学的，现在的经验是从皇帝奴才的脚底上学到的。

　　头脑非常清醒的鲁迅，最终也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狭隘论对他的束缚，经验使我们感到宽容、仁慈这样一些美德，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在政治斗争中是显得那样的软弱而无力。他说他不惜以最坏的心思来揣测中国人，这就是经验给他带来的结论。这样一个来自经验的极端主张，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端理想主义的狂热结合在一起了。另外强调理论的实践，西方的经验论，经过我们狭隘经验论的改造，也变成了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一个犬儒主义，所以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理论和实践完全是不一样。
 
　　不可否认，西方和中国境内的经验论也确有其思想迷信，特别是伦理学上的经验快乐论的学说。大家看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伦理学著作，往往对人们的行为生理学基础强调的非常之过分，甚至把一切上升到至高无上的自然化的高度加以强调。经验事实告诉我们，“食色”（？？）两大主义确实是人类社会不能缺少的，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思想根据，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甚至我们看历史上那些战争，人类的战争一开始总是跟食色两大主义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的战争也好，甚至有很多疯狂残酷的政治斗争，往往都是为了追求一个美丽的女性而展开的。
 
　　但是这种观点以食色两大主义来解释人类活动，根本不能解释人们的崇高情操，解释不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都可抛”等，解释不了超公益的伦理学和道德学，但是这些是不是真的可信，还得打一个问号，即使从科学真理的方向看，我们也无法否认理想主义的追求也是一种心理事实，因为科学而相信某种观念也是一种心理事实。这样来看，形而上学是一个假问题，显然是不能说明人们的，王国维的“可爱的不可信”，也有一点把问题简单化，可爱的并不全可信。
 
　　经验主义的观点与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但是自然科学的眼光，并不是我们观察世界的唯一眼光。除此以外，还有哲学的眼光、审美的眼光等等，美国新闻史上有一幅很著名的社论，是1897年9月21日纽约太阳报专门为回答一个叫帕金尼亚的小女孩的问题而引发的，题目叫《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吗》，小女孩问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吗？于是这个刊物的编辑就给这个小女孩写了一封回信，登在报纸上，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的。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正如有爱、有同情心、有诚实一样，圣诞老人也确确实实是有的。你大概也懂了吧，正是充满了这个世界的爱、诚实，才使你的生活变好了，假如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世界该是多么黑暗和寂寞啊，就像没有可爱的孩子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想象的，没有圣诞老人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圣诞老人，也许爱情、诗什么都没有了，像是人类可以体会到的喜悦，眼睛所能看到的、手能触摸到的、身体能够感觉到的东西了，而且充满世界的光明说不定全部消失了。只有信赖、想象力、诗、爱才能将大幕拉开，看到大幕之后闪闪发光的东西，让我们高兴的是圣诞老人确实存在，而且不会死亡，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圣诞老人也会像现在一样，让我们孩子的心情变得高兴起来。
 
　　这篇社论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美国很多报纸都会摘发出来。美国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但是正是有爱、信赖、同情心这些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文教育，这对我们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刚才所说的，自然科学的眼光，并不是我们观察世界的唯一眼光，此外有哲学的眼光、审美的眼光。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经验主义论述对建立一个伦理社会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可信、可爱之间保持必要的思想张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好我们的文化心态，要学会对于他人有一种设身处地的同情理解，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采取一种理性的和审慎的态度，养成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谈几点想法。

　　第一，首先要学会以平常心待人。不能像是九十年代人文精神提倡者一样，动不动就向大众文化宣战，再也不应该把自己置身于与民众对立的立场上。在座的同学们都是知识分子了，我们有很多知识分子往往把自己和民众对立起来，把民众看待是庸俗的一群人。九十年代上海的一批学者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去建议，他们要向大众文化宣战。
 
　　为什么我要强调首先要养成以平等心、平常心待人的平和文化心态呢？这是因为现代性突显了人的平等。从哲学上来说，对于人性的深度认识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普通人，是有私、有欲的人。这种私和欲，大概也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吧。从经验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没有必要去蔑视私，你的私心，我们的欲望，这些私和欲推动历史前进，已经被无数的经验和事实所证明。在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我们必须像杜甫说的，做生意者当做生意等，每个人都在自己合理的岗位追求合理的利益，给社会也带来好处。不必说玄之又玄、空之有空的大道理，你们都扎扎实实把本职工作做好，靠诚实劳动发财致富，这就是有德。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私生活，这是属于人类隐私权的范围，禽兽才没有私。这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者的观点，尽管它听起来让人感觉到那么难听，那么不可爱。因此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能不能做到朱熹所要求的仁义礼智，或者是狠斗私字，能不能做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文革时期流行的口号，我们中国人充分的领教到了结果又怎样呢，晚年的梁松仪先生坚持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助于净化道德，果真是如此吗？文化大革命当中的红卫兵那种所作所为道德吗？钱钟书先生说的好，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场灾荒，有时来一场瘟疫，有时来一场战争，有时就给道学家，我们的学者愿意当这样的道学家吗？打着道德的旗号，煽动人们非理性的仇恨心理，抓住人们的私生活横加干预和选择。当然像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美国人民因为他的生活而批评他，这是美国人民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他们要求自己的领导人应该代表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形象，而且西方政治哲学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一种信仰，被推选出来担任政治领袖的人物，他们的妻子、儿女、财产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其公正行使统治权力的因素。现在政治允许你可以有自己的财产、妻子儿女，美国公众的私生活没有人管，但是他们会要求自己的领导人。
 
　　在普通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中，人类的隐私权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我来广州之前看到有关媒体报道，在网上出现网友把一对普通青年男女私生活的照片贴出来，而且有成千上万的网友去看，这不是一种无耻、无赖的行为吗？一种侵犯人的隐私权的行为，但是这在中国至今还没有醒，这也是可悲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们是否也在助长着人们相互之间仇恨的心理？长期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这种弥漫于中华大地上的仇恨之气等，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多少生存的灾难。这么一种仇恨的心理引向一部分人的时候，于是产生了对于敌人要像是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文革口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省吗？
 
　　第二点，我想谈一谈要看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善端，也就是说人性都是向善的，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追求善的，从而学会尊重每一个人学会宽容和理性，学会尊重和倾听他人的意见。无论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孟子，还是十八世纪法国的经验幸福论者，还是伟大的马克思，都肯定人性在本质上是向善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端，这不仅合乎经验事实，也合乎建立人性的社会这么一个命题的逻辑。我们常常说要建设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如果说人性恶，你是要建立一个恶的社会，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你只有肯定人性是向善的，但是人性当中本身就有善端，你讲建设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这才合乎逻辑。现代每个人自主的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尊重人的思想自由原因，也正是由于除了人类的道德底限和保障社会生活主张运行的秩序之外，现代社会不再给人更多的约束，由此而导致的必然是文化多元社会。
 
　　所以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时代，再也没有人可以说我要为天地一心，可以以绝对真理的化身出现。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沃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所知道的东西可能要比自己多得多，我坐在这里讲课，其实我不一定比你们的知识多，但是他说人们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很艰难，人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犯错误，自己头脑中既有的知识可能有一种偏向，所以根本还在于思想上的自由讨论，因此人应该学会谦虚、学会倾听、学会宽容和理解。
 
　　这些道理体现了科学的精神，也体现了平民的自由人格的理想道德。相信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向善的，内心有善端，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理，尊重理解。昨天在华南理工大学演讲，最后有一个同学问我，他说现在讲八荣八耻内容非常多，我们不一定都能够记住，所以请问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讲，我们最根本要从哪一个方面做起。我想了一下我说了一句话，提升人的尊严，把人当人看，一个人如果自己有尊严的话，你就不要做那些违背天理良心的事，不要牺牲自己的人格。同样，你还要尊重他人，把人当做人看，不仅包括把自己当做人看，也包括把他人当做人看，你尊重他人的尊严就不会伤害别人，做侮辱别人的事。最根本的还是提升人的尊严，把人当做人看，包括警察要把小偷当做人看等等，所有的人相互之间都要把人当做人看，从此以后我们就是讲道德、讲和谐的社会。
 
　　当然谦虚和宽容不等于没有主见，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并不等于放弃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座的青年学生，你们是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你们对我们的民族应该负有一份使命和责任，你们的社会角色里规定了你不是任何特殊意义的代言人，而是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你们必须有超越真理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你要追求真理，就要超越，一种纯粹求知的精神。如果一开始你就是以功利的心理追求真理，就有可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歪曲真理，有时候真理并不总是那么让人喜欢的。
 
　　科学上追求真理所需要的这么一种超越，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同时也是主张道德在本质上是超功利的理想主义者所要求的一种高尚的境界。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们之间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面对现代事物的多元文化，我的主张是多元价值文化取向而不流俗，广泛涉猎百家学说而自由纯净，各种各样的文化你都要接触进行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见。
 
　　我想讲的第三点，基于历史和现实，人性和人心的深度认识，在经验主义、理想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适度张力。马克思、恩格斯是致力于在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思想张力。我刚才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不同于其他的理想主义，他是在继承十七世纪英国经验论和大陆理性派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马克思的理想主义当中其实包含了很多经验主义的因素，所以他在很多地方是可信的，不仅是可信的，而且还有很多可爱之处，又不仅是可爱的，其中很多东西是可信的，当然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在思想方法论来说，马克思的经验理想主义当中有很多经验主义的深刻命题。
 
　　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憧憬美好的理想社会，另一个方面又对人性的局限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人性固然是向善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比如说都追求真、善。但是恩格斯又提醒人们，人来自动物界这个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兽性。正是因为人性有其局限性，所以至真、至善、至美，美好得不能再美好的理想就不一定完全可信，从可爱这个意义来说，是非常可爱的，也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人性的局限性又使非常美好的理想，那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实现的，没有至真、至善、至美，只有更真、更善、更美。人是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是也是恩格斯提醒我们，他说人类的认识史不过是把原始人的谬论逐渐的消除。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他们认为人是不可能至善的，至真、至美、至善的理想境界只是诗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秋水伊人。《诗经》里说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可望而不可及，就是那么一个秋水伊人。这个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只能是康德的置于彼岸世界的物质体，人们通过审美，通过操控审美途径，通过情感，通过审美直觉去感受这个物质体的最高境界。
 
　　我们在实践当中实际上可以做到的，只能是不断地追求建设一个更真、更善、更美的社会，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从经验中、从实践中去追求一个比较接近的人类理想世界。对于历史的现实，人性和人心的深度认识告诉我们，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尖锐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要实现社会的和谐，除了要解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体制性的因素之外，还必须从思想文化上恢复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道德底线和做人准则。总结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和教训，那么一种年深日久的阶级斗争的心态必须抛弃，在中国现代社会当中，再也不要讲什么阶级斗争了。
 
　　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利益冲突问题的心态必须要养成，当然这个社会可能也有一些为富不仁的人，对于这些人，我们要借助西方发达国家的方法，用法律、税收迫使他们讲一些人道主义的天地良心，而社会的弱势群体也不可能再有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了使我们的社会能够健康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健康的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为了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提高到现代法制社会所要求的那种心态水平，我想就应该养成一种平等、平和的文化心态，尊重法制，在民主和法制的前提和基础上解决一些社会利益冲突。知识分子固然不应该昧着良心，但是却必须摒弃过去的那种心态，拒绝非理性的暴力，那么，以牙还牙的可怕报复逻辑，只能使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有一些社会矛盾，我想应该遵循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养成我们平和的文化心理。 

　　当然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很多问题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邓小平同志对于现有体制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他说我们的体制往往不利于好人，而有利于坏人。面对体制当中那些弊病，特别有利于坏人的弊病，我们心里能不愤怒吗？毕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体制、法律非常健全的法制社会当中，也会出现一些法律反而使得坏人得不到惩罚的那样一种情形，于是我们看到一些电影，有一些本来是警察，因为一些原因不能进行调查，于是他就以私人的身份，在体制之外调查，最后使这些人的犯罪事实大白于天下，使坏人得到惩罚，有时候也会采取体制外的做法。当然，你的这些行为，也要合乎民主和法制的要求。
 
　　经验使我们的头脑清醒，理想是我们永远追求，我们在这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就可以保持两者的良性互动。一个方面，在今天只有遵循严格的经验，也就是近代实证主义，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狭隘经验主义，遵循近代实证主义提出的改革方案，才才符合现代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任何改革方案都要经过科学的论证，而科学的论证是必须按照近代科学实证主义的要求，以事实来说话，以数据来说明。另一个方面，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始终不忘以人为本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和人格自我的提升，这样一个核心和灵魂。我想以人为本应该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提升这两大要素。所谓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具体来说也就是我们十六世纪中国的一位启蒙思想家李贽所说的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不识本，人人都是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格自我的提升上。从而为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追求建设一个更真、更善、更美的社会提供永不枯竭的新原动力。
 
　　主持人：刚才许苏民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许教授贯通古今、融汇中西，从心灵的深处，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矛盾和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可供我们参考的思路，相信对我们大家一定都有所启发。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下面看看在座同志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跟许教授交流的，请举手。
 
　　现场提问1：许教授你好，我们国家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特定的文化载体，是时代所追求的，只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曾经有一个兴起，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中国所有的学者都转向了，他们说大众文化是庸俗文化，是美女作家，还有像木子美用身体写作的这些人等等，这反映了怎样的文化形势呢？
 
　　许苏民：这位同学思考问题很深刻，提出了一个非常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刚才我说了，作为知识分子、一个学者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向大众文化进行挑战，对他人的审美进行横加指责。但是我们面对多元价值，必须要自由呈现，这位同学刚才说到的这些庸俗低级趣味的东西，你简单的训斥它、批评它，恐怕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认为自己比他人高贵、高雅去教训它，搞不好会有逆反心理。
 
　　正确途径，恐怕是通过弘扬比较高雅的文化，有非常高雅的审美趣味，即使在西方世界里，比如说美国诗运动，就对中国的唐诗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你怎么办呢？在座的同学你们有高雅的精神追求，可以充分展现你们个人高雅、高贵的精神自我，用这些优秀、高雅的文化去排斥那些庸俗、低级的文化，只有这样，对这些东西采取行政的手段，或者是居高临下的训斥恐怕不管用，只有竞争，多元价值的竞争。随着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恐怕那些庸俗、低级的东西自然就会少很多了。
 
　　另外，尤其是我们很多体制性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一个社会道德正气能否抬头，恐怕跟社会的体制方面的很多因素也是密切相关的。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现实对于人的教育往往胜过千百万的高等级的讲演课。所以如何从推进改革入手，使得一个社会有意于弘扬正气、弘扬健康的审美趣味，而不易于那些庸俗、低级的趣味流行，这才是根本的途径。否则如果一个社会体制不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高雅的审美趣味的话，必然是那些低级的、庸俗的东西，只能是那样的一个结果。
 
　　现场提问2：许教授你好，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有美好的传统，但是很多公共场所都有一些标识，仅用中文提醒不要随地吐痰，说明现在中国人整体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不高，请问这算不算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一个难题呢？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许苏民：心灵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而缺少一种文化反思和文化反省的意识，这显然不是一种完全正确的和健全的文化心态。是的，我们曾经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一个民族能否真正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否使得我们中国人走出去都能够引起外国人对你高度的尊敬，这个还需要我们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

　　我们要有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精神，鲁迅先生说过，那种只知道沉迷于过去辉煌中，而缺乏自我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看到我们优秀传统的同时，也要看到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中国道德基础，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因为经济的贫困、文化的落后造成了很多地方人们的素质非常低下，过去在高校高等教育中对于学生的人文教育，都可能造成虽然是具有高等学历，很高的学历，但是很缺少很高的教养，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主张我们既要看到我们的历史，我们民族的辉煌，同时我们也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深刻的自我反思的精神、反省的精神，看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但是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
 
　　现场提问3：尊敬的许教授，首先感谢您今天的演讲。中国传统是认为信守承诺高于一切，但是如果看重生命而可以放弃一切，这两者如何看？你说人性向善，我对此抱有怀疑，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他的善变成了恶，那环境中的恶又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人的本原不一定是善的，有善有恶，只不过环境促发了他其中善或者恶，导致一个方面表现出来。
 
　　许苏民：我想解决可爱和可信的矛盾，首先还是要从尊重人的生命，人道主义的道德底线，人道主义的道德底线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违背的。在不同的道德价值面前，要看哪一个价值更重要，在不违背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在取向价值。至于你说人性善恶的问题，应该说人性善或者恶，或者有善有恶这些伦理学说，在中西伦理学说史上都有很多，这些学说都更有其片面的真理性。现代文学的政治哲学讲人性善，建设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形成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成为可能，正因为人是追求善的，心中有善端才能不断的追求做好事，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讲人性恶，又使这个社会的导致教化，使得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成为必要。正是因为考虑到现实人性中有恶的地方，人性有不完善性，在某种特殊利益诱惑下可能会出轨，所以就使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成为必要，被推选出来担任社会公正的人只要加强道德修养就可以只干好事不干坏事，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所以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权利制衡机制可以说就是建立在人性恶论上的基础，而民主政治的理论从历史上来说，又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正因为大家都有向善的善端，才使民主这种比较来看最不坏的制度成为可能，如果人性是恶的，怎么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呢？
 
　　现场提问4：许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请问许教授，我是外交学院的一个学生，平时接触的很多都是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文化，我们学习到西方的确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去借鉴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文化这个概念非常广泛，刚才许教授提到我们面临多元文化，这是现代社会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也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西化，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来说就是西方价值观入侵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年轻人都是渴望进步、渴望新鲜的，在西方浪潮文化之中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如何保持中国优良传统文化？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拿来主义，请问许教授，我们作为新一代大学生如何实现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呢？谢谢。
 
　　许苏民：你这个问题也是颇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你刚才说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西化，而把西方文化看作是文化入侵，这个看法不合乎历史事实。就拿列宁来说吧，列宁在论彼得大帝全盘西化政策的时候，他肯定了彼得大帝所实行全盘西化政策对于俄国境内社会转型的巨大作用，同时又讲到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以后随着大工业的引进，他说西方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势必导致取代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思想性，有的东西是随着时代而不得不发生的观念变革。当时俄国的文化论战中有三派，一派是西化派，他主张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过激的主张俄国全盘西化，一派是希拉夫派，一派是民族精神论派。在俄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真正对俄国社会进步发生最大作用的是西化派的那些思想代表人物。所以在马克思的经典里确实找不到太多的依据说反对西化，但是我们毕竟要讲民族自信心的，我们毕竟要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这跟拿来主义，跟勇于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有没有矛盾？其实并不矛盾。
 
　　我们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振兴，过去毛泽东说过，从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有意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像是孙中山等这些人，这些人很大程度上都是接受了西方思想，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振兴中华。鲁迅说到拿来主义，当然要将符合时代需要好的东西拿过来，并不是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拿来，这些对我们民族没有好处。同时，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要在勇于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时候，还要注意恢复我们文化的民族性，因为文化可以区分时代性和民族性，对于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反映人类普遍价值要求的西方文化，包括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引进和拿来，只要是健康的东西就可以，有利于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从文化的民族性方面来说，我们民族历史上有很多志士仁人正气之歌，是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弘扬和发扬的。这二者并不矛盾。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提问到这里结束。 我代表主办单位最后说几句感谢的话。 一是衷心感谢许教授为我们做这么一场精彩的报告。第二，衷心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这一次论坛所提供的良好环境和条件。第三，衷心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感谢你们积极的参与。最后也衷心感谢新闻媒体对于我们这个论坛的关注和报道。今天的讲座活动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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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莫凡　图片：刘建维　速录：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