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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竞合互补:经济全球化下的泛珠三角-东盟合作与发展
 
(游蔼琼)
 


  不论是"10+1"(CAFTA-China _Asian Free Trade Area)还是"9+2"都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产物。前者是跨国界的国际经济合作,后者则是一国之内的区域合作,两者除存在主权差别外,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通过合作、互补,取得"共赢"效果的同时,提高区域应对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机遇和挑战的能力。目的的一致性,加上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山水同源等有利条件,为泛珠三角和东盟区域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经济发展中,区域间的合作并不要求合作各方的身份条件必须对等,只要存在合作的可能和条件,只要合作的收益大于成本,合作就可以发生。如果说"10+1"是催生"9+2"的重要因素,"9+2"则是"10+1"实施的强大推力。

  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和多层次性决定了泛珠三角-东盟合作发展既不可能是单纯的合作,也不可能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竞争,二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竞合互补。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的总体理论思路和框架应是:在充分审时度势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大格局下,用发展动态的眼光,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顺利推进和中国-东盟关系改善的机遇,充分利用"五缘"优势,推动两大区域的竞合互补,以整体协调参与国际竞争,在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抗衡、竞争中先行一步,谋求改善东盟和泛珠三角在国际分工中的位次,增强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能力,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引子:经济共生协同时代中的区域竞和互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时代,全球产业结构开放度日益提高,各国各地的产业结构成为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产业的升级调整与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共生协同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必须融入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之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任何地区的发展都不能是唯我独尊,孤行一道,搞大而全,而应该是在一个更广大的区域内,依照资源禀赋的特征,发挥分工合作的作用,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确立自身的比较优势,善于在合作中把蛋糕做大,寻求共赢。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周边的关系协调与否就决定着其经济的能否持续稳定的发展。虽然作为当地利益的代言人和守护者,各地政府都以追求本地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竞争也就不可避免;但各地利益的获得不一定必然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政府之间虽存在着竞争关系,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使彼此利益的交叠部分越来越大,各经济区的利益并不是此增彼减的关系,通过合作完全可以达到多赢的局面;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在应对全球化区域集团化负面影响的共同挑战面前,也需要加强区域合作。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加剧了市场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只考虑自己利益,只依赖自己资源的"排它"式竞争不仅会加大竞争的成本,而且还很难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区域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带来1+1>2的联盟协同效益,使单个企业单个国家的局部优势发展壮大为全面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源的最优综合利用。

  在经济共生协同、市场竞争白热化时代,要获得竞争优势,只有加快传统的零和博弈竞争战略转变为现代的非零和合作博弈的竞合(co-opetition)战略,即为竞争而合作,靠合作来竞争,形成"正和"或"双赢"的良好区际经济关系,将自身的优势恰当地同其他国国家或地区的各种可依赖的竞争资源结合起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才能实现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由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所以区域竞合的博弈是一种"正和但可变的博弈",区域之间的合作能产生正的价值量,而价值量的大小则与合作的深度、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在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只要合作带来的收益大于合作成本,合作就可以进行。但由于参与各方对合作的收益都有一个预期,都希望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竞合状态下竞争的一面。可见,竞合过程是参与各方互动的博弈过程,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参与各方的认知态度,而结果又影响着竞合的可持续性:要么合作趋于更加紧密;要么退回到恶性竞争。

  一、区际竞合互补:应对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股并行不悖的潮流,后者是前者的必要阶梯和必经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信息技术推动下不断深化,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以欧盟、北美自由竞争区等为代表的一批区域经济组织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世界经济由地缘政治时代、两极化转向区域化、多极化、一体化混合成长,相互影响的时代。

  (一)世界经济区域化新浪潮

  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WTO的134个成员国中,有近90%隶属于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组织,并相继出现了五个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功能性贸易区:北美、南美、斯堪的纳维亚、欧洲/地中海、东亚,而北美、欧洲和东亚是三个核心贸易区,它们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功能性贸易区之间的贸易联系在不断减弱,区内的贸易联系则普遍有所加强(除了各贸易区的国家与石油输出国的贸易往来在90年代仍很密切外),目前区域内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已达50%以上。所谓的世界贸易主要是在三个核心贸易区内部进行,所谓的经济全球化也主要体现为经济的区域化。

  世界贸易区域化出现并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区域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全球贸易要低。这是因为,较高的信息、通讯和运输成本、不同的消费者偏好、商业习惯和法律体系的差异等因素使得国际贸易成本要高于国内贸易,而区域贸易由于地理相近、经济相似、文化相亲、语言和政治区域一体化等有利因素使得交易成本较低。因为,地理上的接近可以降低运输和通讯成本;根据林德假设,经济上相似的国家间贸易量最大,因为两国国内需求的结构相似;制度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国家间法律上的贸易壁垒就越少;文化和语言的相近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参见下图)。

  从理论上讲,区域贸易发展模式可以带来贸易创造效应(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促进区域内经济贸易的增长,创造贸易和就业机会。前者是指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内贸易的发展;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是指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贸易壁垒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而使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如墨西哥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对美、加出口迅速增长,挤占了区外国家的部分市场份额,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据WTO《1999年世界贸易报告》称,1990~1999年,在北美进口中墨西哥份额由5.2%上升为9.2%,亚洲四小龙的份额则下降了2.5个百分点。如南方共同市场成立时,巴西等4国的贸易额仅为20亿美元,1998年达到200多亿美元,2000年为234亿美元。1998年北美自由竞争区(NAFTA)的商品出口支持了美国260万个工作岗位。2003年,东亚区内贸易比率已达到54%,虽未达到欧元区64%的水平,却已超过了NAFTA(北美)的46%,尤其比自身1980年的水平提升了2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区域化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专门化,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区域经济组织成立后,区域内各成员国关税税率的下降和非关税壁垒大减少,增强了区域内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因此形成了成员国之间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国际劳动生产率水平,实现规模经济。

  此外,区域化可以增强该区域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发言权和影响力。21世纪是全球合作与竞争的世纪,世界经济关系正由国家之间的较量转向区域经济组织之间的角逐,国际上大国的竞争日益演变成为区域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区域经济已取代国别经济和行政区经济成为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和各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区域优势成为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考察因素。所谓区域优势是指一个地区能够有效地将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区域集聚和产业集聚的强大优势。

  正是由于区域化能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增强区域优势,各国都热衷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建经济集团的趋势非常明显。欧盟、北美自由贸易组织不但密切区内贸易关系,而且都在加快扩大区域经济集团势力范围。也正是如此,英国经济学家阿兰.M.鲁格曼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新区域主义"及其作用在凸显,并正在逐步取代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双边主义。鲁格曼甚至断言,虽然存在着一些推动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但是区域化比全球化的意义更大。因此,他认为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应该"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地化,忘掉全球化。"

  资料来源:西格弗里德·豪瑟(Siegfreid hauser)(德国):《世界贸易的区域发展模式及中德贸易关系》,“欧洲经济金融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2005年3月,北京。

  虽然目前区域化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更明显,发展速度也更快,但亚洲区域化的进程相对落后得多。与其他贸易区各国间的贸易密集度指数①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北美各国的双边指数都力和竞争力都比较弱,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东亚各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性越来越小;二是经济的发展带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出口目的地逐渐分散。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以及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泛珠三角和东盟倍感发展空间的狭窄,为避免在经济区域化新浪潮中被边缘化,为更好地获得经济区域化的利益,泛珠三角—东盟要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和已有合作基础,强化区域竞合互补,整合资源,壮大区域竞争优势,才能在世界经贸事务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

  (二)应对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机遇与挑战的必然要求

  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的泛珠三角—东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全球经济在经历了2001年的轻度调整之后,从2002年开始步入新一轮周期的增长进程,2003年增长势头得到进一步强化,2004年创下近30年来的最高增长记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2004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达到5.1%,2005年和2006年仍分别将达4.3%和4.4%。与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还有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和国际投资的明显复苏。2004年全球贸易增长9.9%,比上年提升5个百分点。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全球经济目前也面临着严重失衡与风险,其中最需关注的,一是油价不断攀升,一是美元持续贬值。

  目前东亚经济合作的水平,已很难适应东亚区域内部贸易投资往来的迅速扩展对自由贸易投资体制建设的强烈要求,以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摩擦甚至冲突,也未能充分发挥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投资创造效应。更加重要的是,目前的东亚经济合作也难以适应共同抵御全球性经济风险的需要,尤其是面对严峻的油价攀升和美元贬值风险,单靠各东亚经济体自身的力量来应对,很难产生预期效果,而如若采取彼此竞争、甚至以邻为壑的对策,还会加重风险损失。

  泛珠三角—东盟只有在CAFTA框架下,加强区域合作,弥补东亚区域合作的不足,才能更好地把握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提供的新机遇,增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失衡与风险的能力。

  (三)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重构东亚国际分工模式

  在东亚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中,东盟各国和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依靠承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实现了工业化起飞,到20世纪90年代,泛珠三角9省区的广东、福建和东盟6个老成员国②,除新加坡外,均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并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工业并存的结构转换。但随着知识经济脚步声的临近,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欧美区域性贸易集团对东亚的封锁排斥, 1997~1999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主要的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即中华经济跳出了传统的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东亚雁型模式,直接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中,融入国际产业链,传统的东亚雁行模式发生了断裂,泛珠三角—东盟靠传统的雁行模式来获取经济发展的产业和技术支持已难以为继了。

  要提高工业化推进的主动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避免跨国公司将泛珠三角—东盟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位次固化,从被动承接转化为主动有选择性的承接,改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次,泛珠三角—东盟一方面必须超越由日本为领头雁的梯度式产业转移模式;另一方面要将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加快自主创新进程。但不论是东盟还是泛珠三角要超越传统的梯度式产业转移模式单凭个别国家或地区的力量都难于实现。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以日本为领头雁的梯度式产业转移过程中,不论是东盟国家还是泛珠三角9省区中沿海省份是以技术引进为主来实现产业升级的,虽然技术投入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但自主知识产权仍然很少,都存在技术创新的对外依赖、自主创新机制的缺失、技术研发能力落后、创业投资资金缺乏、劳动力素质较差等问题。泛珠三角—东盟如不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仅仅靠开放市场,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不能最终改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泛珠三角—东盟应该整合资源,优势互补,联合自强,推动泛珠三角—东盟的产业分工加快由垂直分工向垂直与水平分工并存的方向发展,并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扩展。

  二、区际竞合互补: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泛珠三角—东盟经济的互补和竞争分析

  1、泛珠三角—东盟经济发展的趋同与竞争。

  首先是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趋同与竞争。与泛珠三角相比,东盟的经济结构调整在时间上比较早,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四国早在80年代其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就已经下降到了25%以下。但是近几年随着东盟经济结构优化的放慢和泛珠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双方的产业结构表现出了明显的趋同性,又以第二产业尤其突出。不论是第二产业在GDP所占的比重还是制造业在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及发展趋势都趋于接近(参见表1)。由于双方经济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较为趋同,经济互补的领域较小,这也是长期以来泛珠三角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在各自贸易总额中占比较小的根本原因。

表1:泛珠三角和东盟的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构成(单位:%)

泛珠三角各省区

东盟

省区

一产

二产

三产

国别

一产

二产

三产

广东

7.8

55.4

36.8

新加坡

0.1

35.7

64.2

广西

24.4

38.8

36.8

文莱

云南

20.4

44.4

35.2

印度尼西亚

17.5

44.5

38.1

贵州

21.0

44.9

34.1

菲律宾

14.7

32.5

52.8

四川

21.3

41.0

37.7

马来西亚

9.0

47.4

43.6

湖南

20.6

39.5

39.9

泰国

9.4

42.7

48.0

江西

20.4

45.6

34.0

越南

23.2

38.5

38.5

福建

19.4

45.1

35.5

老挝 *

33

23

24

海南

36.9

23.4

39.7

柬埔寨 *

37

20

42

香港

0.07

11.16

86.27

缅甸 *

60

9

31

澳门

0

13.1

91.2

  注:泛珠三角9省区的数据为2004年;香港、澳门数据为2003年;东盟国家中被*标记的国家数据为2000年,其余为2002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国际统计年鉴2004年》;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有关部门数据计算得出。

  其次是外贸结构的趋同与竞争。泛珠三角与东盟国家对出口的依赖性都较大,对外贸易依存度非常之高,2000年,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四国的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69%、127%、106%和229%,2004年泛珠三角的外贸依存度也达到为77.21%。由于泛珠三角与东盟的经济资源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且双方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均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都是世界中低档制成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家电和机电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也都逐渐提高(参见表2),以上这些就决定了泛珠三角和东盟在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市场结构的趋同与竞争。当前,两者在出口产品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纺织品和服装、皮革制品、机电设备等部门,尤其是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但由于泛珠三角和东盟国家的出口市场都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占80%以上,使得泛珠三角和东盟贸易关系的竞争性主要存在于同一发展层次的地区经济之间和第三方市场,而在不同发展层次的地区经济之间则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在CAFTA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很突出。也就是说,虽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泛珠三角以较低的劳动成本及丰富的资源与东盟展开竞争,但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泛珠三角技术的低成本优势使其在部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不是与东盟,而是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展开竞争。

表2:广东、东盟5国贸易结构构成(%)

出口商品构成

进口商品构成

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比重

农业原材料

食品

燃料

矿物和金属

制成品

农业原材料

食品

燃料

矿物和金属

制成品

欧盟

美加

日本

印度尼西亚

11.5

24.4

5.3

54.4

5.8

11.1

21.3

3.1

58.7

13.7

15.4

19.2

马来西亚

7.6

8.7

0.9

79.5

1.2

5.3

4.7

2.9

83.5

12.5

22.2

11.0

菲律宾

0.5

5.2

1.1

1.3

50.1

1.0

7.5

9.2

2.0

56.1

16.8

29.7

15.6

新加坡

0.4

2.3

7.7

1.1

84.8

0.4

3.6

13.1

1.6

80.1

12.5

15.6

7.1

泰国

3.1

15.4

2.5

1.1

74.5

2.8

5.0

12.2

3.2

76.1

14.8

20.8

14.5

广东

1.19

0.95

0.66

97.5

2.59

0.50

5.90

88.82

14.4

25.0

6.7

  注:为数据收集和分析方便,以占泛珠三角9省区对东盟贸易量80%左右的广东2004年的数据代表泛珠三角;5个比较重要的出口国的2002年数据来代表东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广东统计年鉴2005年》,《国际统计年鉴2004年》有关部门数据计算得出。

  再次是利用FDI的竞争。经济的外向性使得不论是泛珠三角抑或东盟都希望借助国际资本的力量来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由于经济结构的趋同性,对同一性质的外资需求上就存在着竞争。主要体现在对日本FDI的竞争上。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针对日本国内企业所进行的调查③显示,日本大量企业计划增加对中国的投资,虽然大部分日本企业仍会维持其在东盟的现有生产基地,但新投资的重心则向中国倾斜。与此相关,随着日本对外投资的减少、其在东亚的投资地位相对下降。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最多的1997年度曾高达9613亿日元,而到2003年度只有2631亿日元,减少了近3/4。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为东盟各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因为如此,其减少将可能使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放慢。

  2、泛珠三角—东盟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前景

  泛珠三角—东盟虽然在产业发展、外贸发展、吸引外资上存在竞争,但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的多层次阶梯状态,又使双方在比较优势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和综合性,决定了双方产业关系的互补性和广泛的合作前景。

  首先是经济资源结构的互补性。一是双方在自然资源方面存在互补。泛珠三角和东盟都是拥有丰富的资源,但都互有需求。泛珠三角除西南省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外,其他省份都比较缺乏。而东盟各国自然资源都比较丰富,如林业资源、渔业资源、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热带经济作物等,富饶的资源对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泛珠三角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长期以来,东南亚各国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提炼、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水产捕捞和加工以及热带树木的采伐及加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许多技术专长。因此,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泛珠三角和东盟4个新成员国将成为自然资源的一个巨大消费者,泛珠三角和东盟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合作将不止局限于进口,还可能通过投资联合加工和联合开发来进行。因此可以说,泛珠三角和东盟的资源互补将是长期的可持续的,资源贸易以及在林业、渔业、矿业等方面的共同开发就成为双方合作颇具潜力的重要领域。二是人力资源的互补。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泛珠三角占我国人口的34.8%,而且与东盟相比,中国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素质较高,价格也比较便宜,与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相比,大约是1:1.07、1:1.58、1:1.94和1:2.6,而东盟国家中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均已出现不同程度上的熟练劳动力和高级技术人员短缺问题,老东盟4国在管理技能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这一优势又是泛珠三角所需的。可见,泛珠三角和东盟在人力资源上也存在互补性。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加快,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贸易投资障碍逐渐消除,中国服务业逐步开放,它将为泛珠三角—东盟在承包工程、劳务费合作、金融、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其次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互补性。按照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以2002年人均GDP作为对各国收入水平的划分标准④和科技发展状况、工业化水平和贸易模式,可以将泛珠三角—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新加坡、文莱和泛珠三角的大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澳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属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第二层次是马来西亚,属于上中等收入水平,具有中等技术及资金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第三层次为泛珠三角的广东欠发达地区、福建、海南、四川、湖南、江西、广西、云南和东盟的泰国、菲律宾、印尼,属于下中等收入层次,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第四层次是泛珠三角中的贵州和东盟北部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属于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

表3:泛珠三角和东盟人均GDP水平(单位:人/美元)

泛珠三角 ( 2004 年)

东盟

( 2003 年)

广东

2382.95

新加坡

20987

广西

870.13

文莱

12971

云南

814.15

印度尼西亚

973

贵州

509.62

菲律宾

973

四川

981.02

马来西亚

4198

湖南

1106.43

泰国

2291

江西

990.21

越南

481

福建

2081.98

老挝

362

海南

1142.68

柬埔寨

310

香港

23684

缅甸

179

澳门

23324.74

珠三角

5599.03

  注:按1港元=7.7788美元;1澳门元=8.0226美元;1人民币=8.27美元折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王姝君,《东盟主要经济指标 (2003)》,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网,2005-04-29 。
 

  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性决定了泛珠三角—东盟产业结构分布也呈现阶梯型。新加坡、香港、澳门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特征明显,第三产业已居主导地位,并开始出现从传统制造业分工中撤出的迹象;泛珠三角的大珠三角有较现代的工业,已经形成竞争较强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初步发达的第三产业;内陆9省区中的大部分地区和东盟4个老成员国的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当,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泛珠三角内陆省区如四川、湖南、广西的工业化水平虽比较低,但高于东盟4个新成员。而东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优于泛珠三角(见表1)。多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组合在产业结构上所体现出的全面性无疑将会更加易于形成与东盟产业之间的互补。

  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为处在工业化发展关键阶段的泛珠三角—东盟进行梯级穿插合作提供了可能性,有利于形成梯度和点轴交叉发展的模式,通过形成梯度和点轴交叉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能够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中,大珠三角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较高,而中部的滇、黔、桂,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低。因此,泛珠三角-东盟可以形成两头高、中间低的梯度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较发达区域可以拓展发展空间,转移夕阳产业、加速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中部较落后地区则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

  再次是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在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上,东盟国家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特别是文莱、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基本上保持了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如动植物油脂、矿产品、塑料制品、木材及木材制品等产品,约占泛珠三角从东盟进口额的50%;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印尼、菲律宾、泰国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泛珠三角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的比较优势强于东盟国家。如鞋类、纺织品与服装、金属制品和各式制造品等产品,约占泛珠三角对东盟出口额的五成。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拥有比较优势,泛珠三角在这块的优势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但高于印尼。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东盟国家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均处于劣势地位。近几年,东盟向泛珠三角出口的商品主要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矿物燃料和以木材、纸浆为主的非食品原料,泛珠三角向东盟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以交通工具、机电器为主的一般机械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参见表4)。伴随着泛珠三角与东盟双边贸易结构的变化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双方的竞争优势产品同样也发生变化。在竞争中,泛珠三角的优势产品已经从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转变为各类工业制成品,而东盟仍主要在一些资源密集型产品和部分工业制成品占有优势。

表4:泛珠三角9省区与东盟主要贸易商品

省区

从东盟进口的商品

向东盟出口的商品

广东

食用植物油、大米、水果、 天然橡胶、纸及纸板、成品油、矿砂

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蔬菜、水果、水海产品

广西

橡胶、煤、木暑淀粉、水果、矿砂、棕榈油、原木

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中草药材、化肥、钢材、纺织品

贵州

烟胶片、天然橡胶乳

烤烟、磷灰石

云南

金属矿砂、木材、农副产品、海产品

黄磷、烤烟、有色金属、化肥、日用品

四川

水果

机电产品、纺织产品、化工产品、种子、农机

湖南

化工产品、钢铁和钢铁制品、有色金属、纺织品和服装、各类机械器具(柴油机、电机、手工具)、花炮、鞋类、烟草等;彩管、汽车和摩托车配件、打火机

棕榈油、椰子油、木浆、铌钽钡矿砂、化工原料(对苯二甲酸、无环烃)、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彩管玻壳、冷轧钢板

江西

福建

服装、箱包、鞋类、水果、蔬菜、显示器、彩色显示管、车辆及零附件、船舶、食品、动植物加工产品

海南

液化丁烷、钢铁结构体、动植物油、无烟煤

尿素、硅锰铁、服装及衣着附件、机电产品

泛珠三角 9 省区

机电产品、成品油、塑料原料、木材、纸板等资源性产品以及植物油等农产品

机电产品、传统纺织服装、鞋产品、农产品

  最后是产业内贸易将保持强劲发展势头。随着区域国际分工的演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区域内各经济体实力的消长,支撑区域经济高速增长达30年之久的“雁行模式”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萎靡不振而出现衰变。随着泛珠三角和东盟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产业结构逐步升级,逐步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形式的互补性分工,区域产业内分工日益细化,产业内分工趋势明显,产业内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而跨国公司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内的产业内分工投资则对泛珠三角—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跨国公司在泛珠三角—东盟的投资发展迅猛,在区域内,跨国公司依据各自的投资战略展开产业内分工,将零部件生产分布到区内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发挥其规模效应。

  未来一段时期内,泛珠三角—东盟产业内贸易将主要在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电子产品等产业内展开。初级产品贸易方面:东盟可以凭借物流成本优势,抓住泛珠三角经济快速发展对原材料需求的急速扩大的机遇,泛珠三角成为东盟出口工业原料和初级产品的重要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虽存在竞争的一面,即使是同类产品,双方也可以相互进口一部分在花色、品种上进行调剂,建立在产品质量和差异化基础上贸易格局将使得泛珠三角与东盟相互进口产品之间的互补性增强;泛珠三角机电产品具有优势,潜力较大,而东盟国家的基础工业相对薄弱,机电产品需求较大,每年进口400~500亿美元,大部分属于中、低档机电产品,发达国家的这类产品质量较好,但价格昂贵,而泛珠三角物美价廉,与欧美产品相比,具有性价比优势;电子产品:东盟的优势是工业电子产品,泛珠三角是家用电器占有优势。随着泛珠三角信息化的推进,为东盟工业电子产品提供了广泛的市场。

  总体而言,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过程中,既有竞争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因此,处理这对关系的过程中,总的基调应该是放眼全球,“扬之所长,补彼所短”,更多地寻求合作,以免在类似产业或产品的过度竞争中两败俱伤。

  (二)泛珠三角—东盟区际竞合互补的特有意义

  加强泛珠三角—东盟区际竞合互补不仅能加强两大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形成南海经济圈,迎接区域化的挑战,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和区域和平,而且有助于提高双方的国际地位,其意义重大。

  1、有助于区域资源的整合、开发和保护。

  南海丰富的海洋、旅游、渔业、盐业、油气资源和风、潮夕、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需要泛珠三角与东盟在“10+1”和“9+2”框架下加强区域合作来得到更加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水电和生态资源也需要两大区域加强合作来开发利用。此外,泛珠三角-东盟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通过劳务输出和输入、工程承包、贸易和教育交流等形式可以达到优势互补、互通有无、共同提高的目的。

  2、有助于增强应对世界贸易区域化的挑战。

  不论是东盟国家还是泛珠三角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度都很高,其中,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达到40%左右。加强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摆脱对西方经济的过度依赖逐渐成为泛珠三角和东盟各国的共识。作为拥有13亿人口、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的中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对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求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泛珠三角地处东盟与中国大陆的交汇点,可以充当东盟进入中国大市场的跳板或桥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建设的框架下,东盟与泛珠三角的区域竞合,促进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而泛珠三角通过投资东盟不但可以进入拥有5亿人口的东盟市场,享受到自由贸易区内部的关税优惠,而且可以通过投资东盟,获得产品低成本优势并进入对泛珠三角设想的市场,如老挝、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还可以利用欧美发达国家给予以上欠发达国家的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在这些国家投资,获得进入欧美市场的更好的出口优惠条件,应对此起彼伏的贸易壁垒的围攻。

  3、有助于提高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的加强,经济整合度的提高,可以使双方企业在整个区域内建立高效率的分工体制,增强与日本、欧美企业抗衡的竞争力,提高整个区域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

  4、有助于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东亚区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近年来,面对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组织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压力,东亚国家也开始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从1997年至今,各国在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10+3”机制下,多次召开领导人会议。在建立地区货币互换机制,加强金融、经贸科技诸领域的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从总体上看,由于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其进一步的合作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一时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CAFTA虽是亚洲涵盖地域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但由于香港、澳门等重要的东亚经济体未能涵盖进来,使其整体性被打折扣。而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增强CAFTA的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保持东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无疑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5、有利于为双方发展经济创造一个稳定友好的周边政治环境。当前南海是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和东盟五大力量的汇集点,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在交通、资源等方面拥有举足轻重的确战略地位。它是中国从海上与世界沟通的重要通道。中国—东盟自由竞争区不仅包括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而且把政治目标作为建设自由竞争区的主要内容。通过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可以改善双方的地缘政治环境,促进南海主权纷争的解决,打击跨国犯罪和地区恐怖主义,促进环境污染治理,遏制非法移民以及打击国际毒品走私活动等,使区域安全更有保障。

  三、泛珠三角—东盟竞合互补面临的历史机遇和已有基础

  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尽管泛珠三角—东盟经济存在互补和竞争,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经济关系随着亚洲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速而日趋凸显。这种良好的区际关系就为区际间的合作提供了互信基础和长期地创造共同价值的可能性。只要辅助于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区际竞合优势的形成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良好的历史机遇

  1、中国—东盟关系的改善。

  首先,中国的“软实力”在东南亚产生积极效果,增强了东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同感。由于种种原因,某些东盟国家曾对中国心存芥蒂,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构成经济、军事上的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2004年12月,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和海啸后,中国政府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对外救援行动。中国在此次灾难中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另外在解决南沙海域争端问题上,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力争与有关国家一道,将南海地区变成为“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的地区。这些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实际行动,赢得东盟各国的好感。目前,东盟各国普遍把中国的发展看做机遇。与东盟对中国的认同为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基础。

  其次,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步入黄金发展期。中国与东盟由于地缘上的临近,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往来日益加强,而2002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更使双边贸易突飞猛进。2002年~200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中国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2005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值597.6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东盟已成为我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基础上,CAFTA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特别是2005年7月启动了CAFTA降税计划,标志着CAFTA进入全面实质性大实施阶段。据海关统计,中国-东盟间贸易额从1990年的66.91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1058.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20%。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而且在金融、文化、航空、旅游、邮电、交通、海运、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及相关的制度安排。

  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6月中泰两国签署了《中国与泰国关于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该协议要求两国农产品贸易提前取消关税,将CAFTA计划纳入快车道。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以下简称《货物贸易协议》)内容,除了先前已实施降税的产品和少量敏感产品外,双方从2005年7月1日起,按减让表逐步消减和取消关税,全面对原产对方的约7445个税目的产品相互给予优惠关税待遇,降税涉及面广,幅度大;按协议规定的时间表,至2010年,中国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6个东盟老成员将取消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建成自由贸易区。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等4个东盟新成员将享受多5年的过渡期,至2015年与中国实现自由贸易。 据了解,东盟成员中的文莱、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已经完成了对《货物贸易协议》的国内审批程序,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也将于近期完成。中国与上述国家将从7月20日起相互给予优惠关税待遇。其他东盟成员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和越南将在完成国内程序后,与中国相互实施降税计划。这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东盟在向世界第三大贸易区迈出了第一步,堪称CAFTA历程中一座里程碑。贸易壁垒的拆除,关税的减让为泛珠三角与东盟很多类产品上产生贸易创造,并带来巨大收益。

  3、大湄公河次区域⑤合作的快速发展。自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的13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六个成员国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旅游、农业等领域实施了119个项目,动员资金总额53亿美元,促进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间的地区经济一体化;2002年在中国—东盟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加快湄公河开发被列入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2003年9月在中国云南大理举行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会议后,签署了大湄公河次区域跨边界交通协议。这是整个次区域内形成完整的交通便利化体系迈出的重要一步。2005年7月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对话会在昆明举行,与会代表就贸易投资便利化、改善基础设施和建设信息网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2006年6月大湄公河次区域南北经济走廊将进入第一个建设阶段。为鼓励我国企业投资大湄公河次区域,我国政府将通过政策支持、提供援外合作资金、完善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措施为各国工商界创造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全面推进中国与次区域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合作。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和我国政府的积极态度,为泛珠三角开拓东盟北部区域提高了良机。实际上,越南、老挝、缅滇已经成为广西、云南的最大境外场所和贸易对象国。

  (二)泛珠三角—东盟合作的独特优势

  1、地理相邻。

  泛珠三角与东盟海域相连,陆地相接,山水同源,有着5000多公里边境线,是中国走进东南亚的前沿和通道。泛珠三角地处东北亚经济板块与东南亚经济板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两大交汇点,是两大经济板块、两大经济体系之间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的必经之地,在东亚经济结构中担负着联系和沟通南北经济的战略意义,在CAFTA中处于核心位置。泛珠三角区域内的广西、云南与东南亚国家紧密相连,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广东、香港、澳门地区通过海上航道与东南亚乃至南亚各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中缅公路、泛亚铁路的建设,又将为泛珠三角向西、向南拓展经济腹地与发展空间提供良好的条件。

  2、人文相近。珠江流域与东南亚各国经贸交往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两地人员往来密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华侨遍布东南亚,东南亚的侨民也大量散居泛珠地区。珠江流域与东南亚被史学家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贸易自由区”之一。从全球范围来看,东南亚集中了80%的华侨,是海外华人、华侨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全球华人、华侨资本最雄厚的地区,被称为“华人钱库”⑥,约八成华人居住在东盟六国,对当地经济的控制力高达“五成”以上。而这些华侨大部分来自泛珠三角特别是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沿海省区,这些华侨是推动中国与东南亚、推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经贸合作的重要人脉资源。华侨在东南亚拓展发展空间,为东南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华民族文化,使东南亚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语言、教育等方面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共同点,可谓“文化相通”。

  3、制度优势。泛珠三角经济总量硕大,总产值占全国四成,接近东盟10国的总和。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新兴的经济合作体,具有其它经济体系所不可能具有的优势,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都包括在这个经济体系之内,使得整个经济体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互补性和协调性,形成以合力为主、合作为主,但又不妨碍保留各自的空间,发挥各自的优点。制度上的优势为泛珠三角—东盟开展形式多样的、灵活的竞合提供了条件。

  (三)良好的经贸关系为区域整合打下了坚实基础

  泛珠三角区域正好处于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和中心区位,与东盟贸易快速增长,已成为我国与东盟贸易的重要区域和中坚力量。据海关统计,2005年上半年9省区对东盟进出口贸易达185.2亿美元,占全国对东盟贸易的38.7%。其中,对东盟出口60.9亿美元,增长24.2%,占全国的32.9%;从东盟进口124.4亿美元,增长26.8%,占全国的42.4%。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推动贸易区域模式发展的四大因素来看,泛珠三角—东盟经贸合作至少具备了三大条件,而“10+1”、“9+2”框架协议和CEPA又为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准备了相关的制度安排。

  四、目前泛珠三角—东盟竞合互补面临的问题和障碍

  虽然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历史机遇,但也应当看到,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障碍,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障碍有助于推动和引导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的良性发展。

  (一)经济发展水平接近

  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和经济结构上的同构。无论是资源存量和经济结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泛珠三角和东盟各国的相似度都很高。就经济结构而言,在泛珠三角和东盟各国的国民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彼此重合度较高。从东盟与泛珠三角近年来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农、矿、水产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都比较大,而且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国。在市场需求量一定的情况下,竞争也就不可避免。从国际贸易理论来讲,经济发展的相似性会因双方需求结构的相似双方贸易量会增长,并不会给区域合作构成合作的障碍。问题在于泛珠三角和东盟这种相似是一种低水平的相似性,对双方合作发展产生制约作用。而且泛珠三角和东盟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而二者又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甚至都面临着解决劳动力剩余问题,面临着向外转移从农业及其他劳动密集型转移的剩余资源进行再配置问题,也成为泛珠三角和东盟区域合作的一个挑战。

(二)市场容量不足

  市场容量是区域经贸合作的最基本条件,但是泛珠三角—东盟的市场总容量比较有限。也就是说,泛珠三角和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是发达国家,泛珠三角能为东盟国家提供的市场空间并不大。与此同时,东盟国家能为泛珠三角提供的市场空间也很有限。阿兰.M.鲁格曼指出,在存在经济区域集团的情况下,区内市场小必然引起成员国跨区域销售。所以,泛珠三角—东盟市场容量有限必然会削弱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来自日、美的压力和干扰

  作为一个东亚国家,日本一直视东亚特别是东南亚为其“经济后院”和“经济根据地”。长期以来,东盟国家作为能源、原材料供应者以及消费品的容纳者,在日本的雁行经济发展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经历了近10年的经济低迷之后,正加快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一些传统制造业向海外劳动力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地区转移是这次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东盟对日本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了。此外,日本希望主导或至少与美国平分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也使日本对东盟国家另眼相看。当中国与东盟合作走到日本前面时,日本也迫不及待与东盟签订经贸合作协议,并希望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发展超过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她企图依托北美自由竞争区,借助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建立由其主宰的“太平洋经济体”。美国在东亚具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对亚太经济合作大框架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将对泛珠三角和东盟经贸合作顺利推动产生影响。

  (四)政治领域的摩擦与纠纷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的增大,东盟国家在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红利”同时,受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对中国怀着“既爱又怕”的复杂心态。加之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张,外交关系的改善也只是近年的事。在中国—东盟整体合作的进展上,存在经济贸易合作超前、政治安全合作滞后的问题。此外,对南中国海资源主权及合作开发的争议也都影响着泛珠三角和东盟大区域合作。

  (五)泛珠三角区域内部整合不足,竞争有余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制度缺失,缺乏有权威的上级协调机构,国家控制力在区域经济层面上出现调控“真空”,省份经济空间格局一直难以突破,甚至出现“板结化”倾向。在现行行政区划格局中的泛珠三角,虽处同一区域,但由于存在多元利益主体,区域内经济合作与冲突交替进行,但冲突已成为了主流。主要表现为区域间低水平的竞争、区域要素争夺、区域市场封锁等。

  受行政体制的约束,我国外向型经济呈行政区各自为政发展状态,强调“竞争有余”,倡导“合作不足”。自中国、东盟宣布建立自由竞争区以来,全国各地包括泛珠三角各省区掀起了对接东盟的热潮,都在强化对东盟市场的研究,强调自由竞争区建设带来的机遇。但由于观念陈旧,目光狭隘,对东盟的政策和制度都带有显著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各方都将目光局限于本地经济的发展,只重视本地经济与东盟的对接,而且同时还强调来自相邻省区的竞争,很少谈及共同协作,走向东盟。省区之间存在大量的争资金、争项目、争人才、争外商、争出口等恶性竞争,外贸产品出口竞相压价,过度竞争。制定的规划大多是以我为主,不是从区域整体出发。如广西、云南对中国—东盟桥头堡的争夺正酣,一个强调自己拥有“西南出海大通道”,一个强调拥有“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区域各方政府只看到互相竞争的一面,导致区域内各方政策制定上的不协调甚至互相敌视,严重影响区域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的发挥,削弱整个区域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力。

  五、加强优势整合,提高区域竞争力

  (一)建立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互动发展的机制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的合作和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宣传和推动,更需要企业的参与,形成政府与企业互动、国内与国际联动的局面,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重视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在推动泛珠三角—东盟政治、经济和技术合作中,政府的引导和指导作用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在中国与东盟已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的框架下,遵循外交大原则基础上,泛珠三角区域政府和东盟政府需要通过领导人会议、各部门的联席会议和专业会议进行协调和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解决存在的问题;定期公布对方市场的供求信息和商情分析报告,向企业介绍对方的投资环境和可合作项目,与企业互动;组织企业家前往实地考察和招商,增加对对方市场的了解,减少投资风险;举办各种展会促进交流,携手办好每年一届的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时,泛珠三角作为一个次区域经济体,还要在“10+1”合作机制下积极同各次区域经济体进行对话,充分发挥“9+2”的协调作用。

  (二)通过产业竞合,提高产业竞争力

  泛珠三角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虽随着“10+1”的顺利推进而迅猛发展,但总的来说,双方的经济关系主要是贸易关系,在区域经济分工、产业结构互补、相互拓展产业方面仍很欠缺,区域产业优势远未形成。要提高产业竞争力,泛珠三角—东盟应积极利用各自经济的协同作用和相对优势来创造互补性,消除经济结构雷同带来的合作障碍,并确定好产业合作重点。

  1、农业合作。

  气候的接近,相似的物产、作物和气候,很强的互补性,使泛珠三角—东盟成为互为重要的农业贸易伙伴,近年来每年的农产品贸易额达到50多亿美元。为此,东盟与中国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把农业确定为面向21世纪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并先后签署多个“农业合作协定”,如《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果蔬协议》等。泛珠三角—东盟可以利用双方的互补性和相关的制度安排,逐步扩大农业相互投资的规模,建设农业园区,定期开办农业会展、农业合作论坛、培训和研讨会,深化农业领域的合作,加快整个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现代农业的发展。

  2、投资合作。

  由于中国—东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外资实现经济起飞的,相互间的投资合作比较少。截至2003年底,中国对东盟投资不足10亿美元,不及东盟对华投资的1/30。泛由于不论是泛珠三角省区之间还是东盟国家之间都缺乏链锁效应,技术进步、社会变革、收入乘数等波及效应难于传播,以致于经济先发地区无法带动欠发达地区。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要从贸易走向投资,就应尽快启动投资合作,主要措施包括完善投资保障体制;强化投资合作政策与制度协调;建立投资促进机构,设立投资服务园区,促进“官、产、学”的有效参与和协调,构建合理的投资合作机制。相互之间投资的扩大,双向资本流动的加强将推动区域产业整合和区域链琐效应的增强,发达地区的波及效应就有足够的力量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3、能源合作。

  共同开发资源。海洋资源是“21世纪的资源”,南中国海丰富的资源需要泛珠三角—东盟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利用。除了海洋资源之外,石油、矿产、水电等资源通过双方的合作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开发。

  4、人才合作。

  近年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为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正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落后地区的开发,但机械制造能力的薄弱和劳动力的短缺,建设的步伐缓慢。泛珠三角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为其提供成套机械设备、承包基建工程的同时,输送相应配套的劳务人员,这样既可以帮助劳动力短缺的东盟国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难题,又可以使泛珠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发挥作用,更有助于加强彼此之间的技术交流和人员合作。与此同时,双方可以在更高层次人力资源流动和联合培养方面加强合作。在较高层次人来人力资源上,泛珠与东盟各具优势,但东盟北部的欠发达国家和泛珠的西南地区相对比较弱,可以通过合作,提高高级人才的科技扩散效应,提高科技服务的利用率。逐步实现信息、通讯和人才培训网络的一体化,加强彼此之间各个领域的沟通,共同培养可以在两大区域内都能胜任的高级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三)在中国—东盟已达成的制度框架下,加速双边贸易发展

  1、开展自由竞争试点。

  泛珠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虽比较接近,产业结构的相似性比较高,但从双方的贸易结构来看仍然具有互补性。泛珠三角的制造业发达,产品质优价廉,在东盟国家非常走俏。而东南亚是亚洲重要的资源出口地,快速发展的泛珠三角对这些资源有很大的需求。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达成的协议框架下,泛珠三角与东盟可以在各自的边境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或经济特区试点加速贸易自由化。这样做不仅有利于“10+1”的经济发展和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对实施《茂物宣言》关于APEC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完成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的目标也将是有力的推动。

  2、拓宽贸易领域,提高贸易水平。

  近年来,泛珠三角—东盟的贸易虽增长很快,但贸易额在双方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还不高,贸易结构层次水平较低,方式单一,区域发展也不平衡。泛珠三角对东盟出口贸易就主要集中于东盟北部国家。泛珠三角—东盟应在现有贸易的良好基础上,深入挖潜,加强贸易的纵深力度,开拓新的贸易项目,以此提高相互之间的贸易规模及比重;横向拓宽贸易领域,纵向挖潜贸易潜力,全面提高产品档次,利用独特优势,把潜力巨大的东盟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3、大力推进产业内贸易。从动态的角度看,贸易关系的互补推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优化区内产业分工结构,在形成规模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贸易效应。克鲁格曼在其新贸易理论中认为,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来自于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而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存在的差异。规模经济以及双方市场需求的差异性使泛珠三角与东盟在原有的水平型分工的基础上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内分工,其中机械及电子产品、矿产品、纺织品与服装、化工产品等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产业内贸易。通过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和有效率的规模化生产,可以避免低层次的内耗、降低生产成本,增强泛珠三角—东盟整体出口实力,获得更大的贸易效应。

  4、借鉴欧盟,实施统一产品政策⑦,处理好区域贸易与环境问题。

  在两大区域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将不可避免面临贸易与环境问题,为消除贸易障碍,推动双方贸易发展,保证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泛珠三角—东盟各方在制定各项社会经济政策时应始终注意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同时结合泛珠三角—东盟环境保护的原则,如源头治理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等,有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环境标准和具有特色的政策措施,使产品生命周期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尽量符合环境要求,减少因环境原因导致的区内产品自由流动障碍。这些措施应包括:(1)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开发环境友好技术,增加环境友好产品与服务的供应,并向消费者传达有关产品与服务的环境特性,引导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2)努力协调贸易各方环境标准,防止污染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促进环境保护与对外贸易同步发展。(3)注重与贸易伙伴之间建立有关环境问题的平等协商机制,加强对话与合作。一方面应加强进口环节的管理,坚决杜绝危险废物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越境转移;另一方面应推进绿色采购(如绿色森林认证)制度,为全球环保作出更大的贡献。(4)积极寻求建立区域内环境技术合作制度的可行途径,强调合作各方加强在环境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消除交流障碍,建立合理的转让机制。

  (四)依据发展的差异性和特点,“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开展区域合作

  建立既符合各地利益,又能根据各种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的互惠互利的灵活的多层次、多阶段混合区域合作模式,来推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为重构东亚产业分工模式发挥示范作用。
1、优势互补型合作。从比较优势来看,泛珠三角在技术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及非技术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较有优势,东盟在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上最具优势。双方只要注意消除经济结构趋同带来的区域合作障碍,积极利用各自经济的协同作用和相对优势来创造互补性,就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如新加坡利用长期国际市场营销经验和渠道,成为泛珠三角的对外窗口。泛珠三角生产能力比较强,应充分利用新加坡国际贸易中心这个优越条件,通过与新加坡企业的合作,将泛珠三角产品带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泛珠三角的香港、澳门、广东可以利用资本、技术优势扩大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2、见缝插针合作。泛珠三角—东盟可以利用各自产业的梯级结构,见缝插针地发挥原有产业的相对优势。泛珠三角在机器制造、轻工产品、家电方面的生产能力过剩,可以向东盟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转移,针对其资源丰富,但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技术水平差的特点,扩大对其的产品出口,并在资源开发和工业生产领域加强与之合作。这样,既可以加速泛珠三角产业结构调整,又可以为东盟北部国家提供工业化起飞所需的产业和资金;新加坡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可以同泛珠三角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垂直分工的协作关系,彼此间存在明显的互补。

  3、差异化(错位)竞争。在同层次产业结构中,泛珠三角要力争凭借样式、品种、花色、价格等方面与东盟国家展开错位竞争,努力提高产品档次,以免正门撞车。

  4、增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功能。

  泛珠三角—东盟的大都市,从新加坡和吉隆坡,到曼谷和河内,到昆明和南宁,到成都和长沙,再到香港和广州,最后到福州和南昌,是实现经济点—轴—面扩散的基础。泛珠三角—东盟通过形成两头高、中间低的梯度和多中心的点轴交叉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大都市的辐射能力,加速整个区域的城市化过程。

  5、加快“四沿”经济带的形成。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地理上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在边境贸易、边境经济合作、流域经济合作开发、海域资源共同开发、相连区域旅游合作等方面寻找合作项目。
总之,泛珠三角—东盟在寻求产业互补和合作的过程中,应尽量利用彼此之间的梯级产业技术结构,错落对接,优势互补,避免两败俱伤。同时,更应苦练内功,提高产业档次,从根本上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五)将加强泛珠三角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作为重点

  泛珠三角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级差,不论是产业还是资源的互补性都很强,而且湄公河流域国家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泛珠三角与该区域合作具有较好的政治基础和相关的制度安排。泛珠三角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可以着重开展以下领域合作: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如航运资源开发、泛亚铁路建设、电力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等;二是旅游资源开发;三是人力资源开发;四是积极参加“两廊一圈”⑧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被中国和东盟列为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将成为泛珠三角的最佳国际合作伙伴。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际合作,可以突破泛珠三角自身经济运行的框架、有效整合区域生产力布局、统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使中国单一的沿海开放战略转变为全方位开放,使中国的经贸合作从太平洋地区扩展到印度洋地区。

  (六)重视第三部门的作用

  发挥泛珠三角和东盟工商界、商会、行业协会、贸促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及由双方民间组织组建的各种组织的作用,如中国—东盟企业理事会、泰中农业科技促进会、马来西亚—中国西部大开发促进会、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这些组织具有非官方性和灵活,在促进泛珠三角和东盟经济合作中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泛珠三角—东盟的商会可共同举办各种促进经济技术合作的研讨会、展销会、洽谈会、招商会和论坛,给企业提供展示和交流的机会,如已经在成都和广州举办了两届的中国—东盟企业家研讨会;其次,非政府组织可为企业提供中介服务,及时向会员提供商务信息,向政府反映合作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新动向,并提出建议;最后,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企业合作出现矛盾和纠纷时起协调和仲裁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冲突,促进合作的顺利进行。

  (七)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

  华侨华人是推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的一支不可或却的重要力量和人脉资源优势。资本实力雄厚的东盟华人可以为泛珠三角—东盟合作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而粤港澳资本也可以为东盟国家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泛珠三角在利用东盟资本,尤其是东盟华人资本方面仍需进一步挖掘潜力。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东盟的华人资本虽增长比较快,并已成为泛珠三角外资重要来源之一,但就泛珠区域中利用外资大省广东而言,1979~2004年,在广东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来自东盟的仅占3.39%,而且东盟资本在泛珠三角的分布也很不平衡,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海南,其在外资总量中的比重也很小。如广西利用外资东盟资本只占其利用外资总额的6%~7%。

  要发挥华人资本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中的作用,合作双方应顺应华人投资新潮流,尽力创造一个安全赢利的投资环境,不断寻求新的聚合力以吸引更多的华人资本,力争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竞相争入的一个黄金区域。为此,合作双方一方面既要保持住对海外华人资本的巨大吸引力,又要为华人资本的区域自由流动创新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及时调整政策,适度引导华资转向新兴的高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大型投资项目,提高利用华人资本的质量和水平。

  (八)以全球化的视野,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加快泛珠三角区域内的整合

  1、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思考泛珠三角—东盟合作的重要意义。 

  就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加强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至少有如下的重要意义。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区域环境,有利于南海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有利于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为CAFTA提供一个实施的平台。目前泛珠三角在东盟市场上的商品竞争力只处于中位水平,产品的竞争力远不如欧美、日本和韩国。产品层次低,技术含量低,还制约着泛珠三角与东盟国家市场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可见,不论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还是站在泛珠三角整体区域竞争力的角度,都要求泛珠三角各省区在抢抓CAFTA机遇时,应该放眼全球,立足祖国,树立“双赢”、“多赢”的大局观,在内部不断进行有机经济协调,努力充实其内涵,逐步加强其外围方向的辐射功能,以扩大其外延,从而提高泛珠三角的总体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摈弃孤立发展的零和博弈的不合作思想,避免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

  2、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提高产业竞争力。

  尽管泛珠对东盟的贸易快速增长,但双方贸易基本上是建立在以自然资源禀赋为条件的比较优势基础上,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都比较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受到限制,而且还面临来自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随着东盟各国特别是北部最不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势必对其贸易对象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转向那些能为其提高更高层次技术和资本的贸易伙伴。应对压力和东盟国家发展需要,泛珠三角应走竞合发展道路,。区域内各省区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利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和CEPA,依托中国-东盟自由竞争区建设的机遇,从更大的空间来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利用好珠江流域上下游间的自然资源梯度差和经济技术梯度差,做大做强各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快区域产业集聚,形成产业梯度发展格局和有活力的区域内投资和贸易格局,增强区域经济优势和影响力,把泛珠三角区域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参与国际分工和享受分工效益创造条件。

  3、根据优势定好自己的角色。

  香港——通道和贸易作用。港澳地区既是东南亚国家投资贸易的主要伙伴(超过内地与东盟的投资贸易规模),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据海关统计,2004年~2005年上半年,9省区经港澳地区转口东盟进出口贸易已占9省区对东盟直接贸易的近6成,香港已成为泛珠三角与东盟出口加工企业的原材料及半成品的组织者和东盟与泛珠三角产品进出的大门。与此同时,随着泰国、越南等国出口加工业的发展,香港也成为这些国家对北美、东北亚出口的理货分销中心。目前香港对内地的投资中,不少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内地方面,比如广东TCL集团等许多企业都是以香港公司的名义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在今后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的过程中,香港可以凭借自身良好的贸易融资、商品展销、风险保证、货款结算等服务优势和物流运输优势,在CAFTA、CEPA和“9+2”框架下,在泛珠三角—东盟合作中扮演重要的通道、贸易、中介角色。

  广东——引擎作用。据海关统计,2004年广东与东盟贸易同上年增长21.9%,贸易额占全国对东盟贸易总值的30.5%,并已成为我国对东盟贸易额最大的省份,占泛珠三角9省区对东盟贸易总量的近80%。东盟已成为广东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在泛珠三角区域内,广东也是利用东盟资金最多和向东盟投资最多的省份。广东与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空间很大。目前,广东向东盟出口的主要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从东盟进口的主要是食用植物油、大米、水果。

  2004年CEPA的实施和泛珠经济区域的启动,有利于九省两区之间形成一个大的流通市场,各种资源、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畅通,有利于广东制造业基地积聚各方资源。比如香港的资金、内地的人才和技术将更容易进广东,进一步强化了广东制造业优势。广东将成为带动泛珠与东盟投资和贸易增长的引擎,在泛珠三角与东盟对接过程中,广东可以凭借经济优势、与东盟经济较强的互补性、双方良好的合作基础向东盟同步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推动双方贸易与投资,全方位深层次开拓东盟市场;同时发挥毗邻港澳、内联内地的桥梁优势作用,提高国际仓储、物流服务水平,实现泛珠三角与东盟口岸协调和通关便利化,共同打造泛珠三角拓展东盟市场的商贸服务平台;发挥粤港澳众多优良港口优势,将大珠三角构建成中国与东盟海上贸易通道;同时牵头加强泛珠三角与东盟国家政府、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之间的联络,努力建立泛珠与东盟经贸合作机制。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中发挥引擎作用。

  西南地区和海南——桥梁、平台作用。西南地区作为我国与东盟国家相邻的前沿,将成为泛珠三角与东盟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最为便捷的大通道,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将从国内的地理边缘变成自由竞争区的某些方面的中心。中国—东盟自由竞争区的建设不但可以大大密切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且也是西南地区尤其是桂、滇、云南三省区域合作的一个极好机遇。目前,由于西南地区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设滞后,省际间、区域间交通未形成统一规划和协调,海陆空运输体系相对独立难以形成合力,西南联系泛珠三角与东盟的桥梁作用远未发挥出来。西南省区压迫担负起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的桥梁作用,就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结合东盟地区的产业特色和市场需求结构,集中一切有利资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物流发展的步伐,真正成为泛珠三角—东盟物流中心,充分发挥际大通道的优势作用。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推进双边经贸合作的加速器,也是11个国家政治、文化等领域交往的重要场所。西南省区要充分发挥这一平台的作用,根据中国—东盟经贸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工作重点,进一步向专业户方向优化,在贸易配对和项目对接上,更加讲求实效,为客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使更多的企业能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产品、寻找商机,促进投资合作,享受CAFTA建设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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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反映贸易紧密程度。 Siegfreid hauser 对56个国家(1996年,这56个国家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85%)3080条双边贸易链分四个时间段(1965~1967年,1975~1977年,1985~1987年,1995~1997年分别进行考察,并对分析结果进行修正,选定3为参考值。指数大于3反映双边贸易紧密,小于3为不紧密。

  ②东盟有10个成员国,6个老成员国是指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4个新成员国是指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

  ③国际协力银行开发研究所11月发表了《2003年度海外直接投资调查征询结果(第15次)》,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对外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在东盟与中国之间更多地把中国作为海外业务据点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剧。在已经进入各个地区的日本企业中,回答中期将“加强和扩大海外业务”的比例情况是,中国为73.9%,而东盟只有42.7%。另一方面,回答“收缩和退出”的比例情况是,中国为0.2%,而东盟却高达4.0%。与东盟各国相比,日资加强对中国进行投资的倾向非常明显,其原因不仅由于中国是低成本的生产地,而且中国的市场前景也颇具吸引力。在所有被调查企业的回答(不限定在特定地区是否进行投资,可选择多项回答)中,作为有望进行中长期(今后3年左右)开拓业务的地区,中国占回答总数的93%,位居第一位,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泰国(占全体的29%)和第三位的美国(占全体的22%)表明日本企业对海外投资的重心由东盟向中国转移的倾向今后还将继续保持下去。

  ④73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LIC);736~293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LMC);2936~90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UMC);907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

  ⑤大湄公河次区域由湄公河流域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组成,包括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和我国的云南省。2002年,区域总面积233.1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51亿,GDP总量为2095.55亿美元,人均GDP为833.62美元;区域内资源丰富,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市场广阔,历史悠久,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显要。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中国6个国家。中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参与大湄公河合作的前沿。近年来,次区域各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相互经贸往来更加活跃。2004年,中国与其他五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58.2亿美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41%,次区域其他五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达到2.14亿美元,中国对其他五国的直接投资也保持持续增长。

  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美蛟在1993年3月的一项研究中指出。

  ⑦为消除贸易障碍,1998年欧盟推出了统一产品政策,旨在调节与改善产品系统对环境影响,降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自然资源开采、产品设计、制造、组装、营销、批发、零售、使用、废弃物回收等各环节,并在每一个环节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总体上降低最低最终产品和服务对环境的影响。

  ⑧“两廊一圈”是指南宁—河内经济走廊、昆明—河口老街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

  参考文献:

  [1]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李继东、彭壁玉:《21世纪中国地缘经济战略_华南经济圈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西格弗里德.豪瑟(Siegfreid hauser)(德国):《世界贸易的区域发展模式及中德贸易关系》,“欧洲经济金融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2005年3月,北京。

  [4]阿兰.M.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页。

  [5]朱坚真:《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协调系统问题研究》,《海洋开发与管理》,2001年第1期。

  [6]田中青:《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前景》,《国际观察》,2002年第4期。

  [7]《参考消息》2003年~2005年9月有关各期。


  
(本文由“泛珠三角面向东盟的合作与发展”国际论坛向南方网供稿,未经作者审阅。)

(编辑:莫凡)

 
南方网 2005-11-06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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