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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娟:“10+1”进程中的泛珠三角与东盟 金融合作机制构想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王娟
 


  【内容摘要】中国-东盟“10+1”全面经济合作已经启动,作为其基础工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泛珠三角地区正积极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人缘优势和文化优势融入“10+1”的经济合作,争取在更广阔的范围、更深的层次里实现优势互补和双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重要作用。金融和贸易是带动区域经济实现实质性联合的两个轮子。因此,扩大和深化“10+1”金融合作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题中要义。金融合作机制的研究是金融合作研究的重点。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的研究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意义。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的构建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握。东亚“10+3”金融合作框架是当前中国-东盟初级阶段金融合作的一大基础,市场一体化研究范式是东亚“10+3”金融合作的主流分析方法,从微观视角出发的跨期均衡分析方法和强调金融企业利益的研究范式给了本文有益的启示。目前中国-东盟“10+1”金融合作已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展开。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的构建是一种系统性的战略工作,应该分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三个阶段有步骤、有重点地稳步推进;作为“10+1”金融合作的一个实现路径,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微观金融合作的理论依据需要挖掘,即合作以优势互补为前提,以实力为基础;金融市场的均衡不同于商品市场的均衡;贸易、投资的增长将为泛珠三角银行业提供广阔的市场领域和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短期内对东盟保持一定优势,合作是双方的现实途径。利用激励相容合约,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框架设计为:合作方→合作目标→合作领域→合作措施→合作效果评价。合作措施的探讨是金融合作机制框架的重点。宏观金融合作措施有:将金融服务、金融合作纳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安排中;重点突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利于香港金融的繁荣与稳定,也有利于维护“10+1”的金融稳定;完善“10+1”金融合作的基础和成果,泛珠三角利用双层机制融入“10+1”金融合作;积极开展泛珠三角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开展金融互助。微观金融合作的措施有:积极实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降低双方互设金融机构的门槛,对泛珠三角西部地区的条件应更优惠;对合作方的选择要慎重,做好对其信息的调查;中资银行和东盟国家银行业要开辟新的业务、扩大客户群;借鉴已有的中外金融机构的合作经验,分析已有的案例,减少合作的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各国更加理性地看待东亚经济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已形成了初步的合作机制,即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的“10+3”合作框架及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10+1”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的“ 10+1”合作框架正在细化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10+1”加速推进的同时,泛珠三角(9+2)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战略从理论设想向实际操作迅速深入。“10+1”合作的基础工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和建设,极大地拓展了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空间。泛珠三角地区正积极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人缘优势和文化优势融入“10+1”的经济合作,争取在更广阔的范围、更深的层次里实现优势互补和双赢。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重要作用。金融和贸易是带动区域经济实现实质性联合的两个轮子。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5月的第五次“10+3”领导人会议上关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五条建议中提出“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合作”。因此,扩大和深化“10+1”金融合作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题中要义。金融合作机制的研究是金融合作研究的重点。构建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是“10+1”金融合作的一个实现路径,其研究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意义。从逻辑上讲,该研究应回答以下问题:现有的区域金融合作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10+1”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具体地讲,泛珠三角地区应如何融入“10+1”金融合作之中?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思路。

  二、区域金融合作研究:文献综述

  东亚“10+3”金融合作框架是当前中国-东盟初级阶段金融合作的一大基础,对东亚金融合作理论的梳理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

  Eichengreen(2002)?认为,东亚金融合作包括银行体系监管和发展金融市场两个方面的合作;东亚货币合作是指亚洲国家间实施汇率稳定的计划从而保持汇率稳定。张蕴岭?认为,金融合作较低层次的安排是建立金融互助、稳定市场、防范金融危机;较高层次的金融合作则是实现货币区,甚至建立统一货币,降低区域内的货币交易成本,实现统一的内部市场。目前理论界对东亚金融合作主要讨论危机管理、汇率安排和货币安排这三方面的内容。然而,现有研究表明:以单一货币区为最终目标的东亚货币合作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不具有可行性。因此,以汇率制度合作为核心的中国-东盟货币合作,不属于本文的研究领域。

  (一)研究内容

  国内外对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亚货币合作方面。国外对东亚金融合作的研究主要是探讨设立新的金融合作机构及其方面,例如,Fraser?提出的“亚洲版本的国际清算银行方案”(Asian Version BIS)、日本政府的“亚洲货币基金方案”(Asian Monetary Fund)、Bergsten提出的“APEC Financial Institute)、Eichengreen提出的“东盟+3框架下的亚洲金融机构方案”(Asian Financial Institute)等。国内的研究也主要是东亚货币合作或者是东亚经济合作,对东亚金融合作的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二)研究范式

  1、市场一体化理论

  东亚金融合作必然涉及到许多非经济因素,具有深刻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但就经济与金融层面看,需要运用“市场一体化”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Henning(2002)?教授以欧洲货币金融合作经验为背景,从功能溢出效应(functional spillover)、区域性机构(regional institution)、地区政治(regional politics)、信誉和承诺策略(credibility and commitment strategy)、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系统稳定性(systemic stability)等多个角度系统阐述东亚金融合作的必要性。

  目前已有的东亚金融合作的制度安排和理论研究从合作的背景、可行性、合作的措施探讨到合作的最终目的和收益,绝大部分都属于市场一体化研究范式的范畴。首先,一体化可以带来的“功能溢出效应”。金融危机具有自我实现和传染的特征,单个国家的防范措施难以发挥作用且成本高昂,即负的外部性;而区域或国际性的金融合作具有正的外部性,通过规模经济能更有效和低成本地化解危机带。其次,“区域性机构”是推动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重要因素。这些机构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中承担了交换信息、达成协议、监督和实施协议等多方面的职能。第三,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的可行与否也取决于区域一体化程度,并涉及“区域政治”因素。东亚地区在政治上并不像欧洲那么热衷于一体化,崇尚独立自主的文化,各国在宗教、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很大,从而制约着金融合作。东亚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得益于相似的金融体系、存在的共同问题和已有的合作基础。最后,从“系统稳定”的视角来看,东亚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加强整个东亚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2、微观和实证的研究视角

  刘红忠、乔璟卓?认为,东亚金融合作机制的研究是东亚金融合作研究的重点,合作机制研究应强调微观基础,就经济与金融层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是关注的重点。这种基于微观基础的合作机制研究必须采用跨期均衡的分析方法。东亚金融合作可以看成是各国之间签订的合约,合约设计需要首先满足完备性,即合约双方的风险与收益能够完全转移,并且合约具有可执行性。合约也体现了两方面的特殊性:(1)签署合约的双方或多方是国家而非个人、企业;(2)风险与收益的衡量。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合约的达成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而博弈的均衡条件必须是激励相容的。围绕激励相容合约的设计,东亚金融合作的分析框架:“界定东亚金融合作的范畴→分析东亚金融合作的动因→设计东亚金融合作制度→讨论东亚金融合作的效应→模拟检验→中国的对策分析→结论”。同时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如何构造每个成员国的效用函数;相关国家面临的预算约束是什么;均衡是否存在,均衡点是否稳定等。

  目前区域金融一体化是国内区域金融研究的热点,普遍的思路是:在区域经济范围内考察区域金融一体化,认为区域金融一体化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分析制约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各种因素,如条块分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低、金融体制制约、金融发展水平低等,进而提出推动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各项措施。但曾赛红、蔡健龙?认为,在区域经济范围内考察区域金融一体化是区域金融研究的一种误区。利润原则应是区域金融一体化研究的基本原则, 区域金融一体化研究应当坚持以商业银行的经营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综上所述,“市场一体化”是从东亚金融合作的背景出发、基于宏观视角的规范的研究方法。跨期均衡分析方法强调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是对市场一体化研究范式的一种有益补充和延伸。但基于东亚各国的微观基础构建效用函数、预算约束条件难度太大,而激励相容合约分析以及围绕其建立的东亚金融合作分析框架却给了本文有益的启示。金融本身也是一种稀缺资源,金融企业在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换言之,在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和金融企业必须摆正各自的位置,定位不当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三、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10+1”金融合作已经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要在“10+1”金融合作框架下展开,同时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的具体实践丰富着“10+1”金融合作的内容。由于“10+3”金融合作框架是当前中国-东盟初级阶段金融合作的一大基础,本文也将在“10+3”框架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

  (一) 宏观层面的金融合作

  1、形成区域监督机制

  1997年11月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小组,形成了以东亚地区金融问题为背景的重要监督机制。1998年东盟签定《理解条约》,确立东盟监督进程,负责东盟内部各国的金融危机评估、政策协调和同行监督。2000年5月“10+3”监督进程的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东亚的金融合作,与会者一致同意加强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资本流动的监管、自助和支持机制以及国际金融改革等。2001年5月“10+3”财长会议公告中提到建立“10+3”早期预警系统,这标志着“10+3”框架下的金融监督机制正式形成。

  2、建立区域危机救助机制

  1997年9月日本提出在“10+3”框架下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尽管后来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未能实施,但建立区域融资便利的思想却逐渐成为共识。2000年5月“10+3”的财长达成了《清迈协议》,目的是以货币互换和回购双边条约为基础建立地区金融合作网。该协议是东亚金融合作的一个实质性进展,被称为地区金融合作发展的里程碑。《清迈协议》的目标是:扩大东盟货币互换安排;建立“10+3”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网络;促进资本流动的数据和信息交换;在金融监督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为此,2000年11月东盟决定将1977年建立的东盟多边互换安排的资金从2亿美元扩大到1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2001年12月,中国与泰国已签署2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协议规定两国在必要时可以互相提供最高达2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以支持国内金融体系。

  3、亚洲债券基金已经启动,区域性债券市场正在酝酿

  泰国于2002年10月最初提出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目的是发展区域债券市场、改变东亚各经济体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003年3月初,“10+3”的央行行长和官员在东京召开会议,就稳定亚洲金融体系、组建区域性债券市场达成共识。2003年6月2日,EMEAP(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发布公告:正式启动亚洲债券基金,初始规模为10亿美元,由各国央行动用储备以美元认购。该基金以国际清算银行为基金管理人,并由EMEAP建立管理委员会监督运作。6月22日,第二届“亚洲合作对话”会议通过的《清迈宣言》提出:改善和统一税收、法律、会计、信用担保评估、清算结算系统及监管体系;致力于提高区域内的公众认知,创造一个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的环境,发行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促进地区内直接投资;采取坚定步骤减少国际资本流动的脆弱性,确保融资模式的多样化。这份宣言表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成为“10+3”各成员国的共识。亚洲债券基金的启动,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区域内公共债券市场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区域内债券市场的发展,标志着东亚金融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EMEAP成员,积极参与了亚洲债券基金的设计和筹备等各项工作。投资于美元债券的亚洲债券基金一期(ABF1)于2003年6月正式启动,中国是5个出资最多的成员之一。中国与其他EMEAP成员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投资于本币债券的亚洲债券基金二期(ABF2)的研究工作。EMEAP于2005年5月13日发布通告,第二期亚洲债券基金注资已经完成,共注资20亿美元,并进入正式实施阶段。2005年6月,EMEAP推出 ABF2,该基金包含泛亚债券指数基金,以及8个独立市场基金两个组成部分。泛亚洲基金将投资于EMEAP的8个成员地区债券市场上以本币发行的债券,而8个独立市场基金将分别投资于各地区债市以本币发行的债券,汇丰银行将担任上述两种债券指数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债券指数基金初始规模有1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投资标的主要有国债、商业银行债等,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成为中国债券指数基金的管理人。

  4、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数量和范围日益增加

  近年来,随着经贸合作及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人民币在与中国的云南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的流通数量和范围日益增加。越南、缅甸的人民币区域化程度最高,特别是在越南北部地区,人民币在当地可以直接购物消费,90%以上的与中国边境贸易货物以人民币计价结算。1993年中越双方签定《中国人民银行与越南国家银行关于结算与合作的协定》,在中越边境地区广西、云南的东兴、凭祥、水口、河口、麻栗坡等主要边贸口岸建立银行边贸结算点。其他边贸口岸或边贸点主要通过现钞或地摊银行办理结算,银行结算难以在当地边贸结算中充当主角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对越南盾汇率仍受地摊银行的操纵、银行边贸结算手段落后、单一,汇兑资金代收代付慢等。在汇率波动频繁的情况下,边贸银行在与地摊银行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从宏观层面的金融合作来看,“10+1”金融合作目前处于合作的初级阶段,合作渠道和机制安排很多,开展实质性的金融合作却不多,诸如APEC、“10+3”框架、EMEAP、亚洲合作对话等组织和机制,还基本上属于金融合作的论坛性质。同时,“10+1”合作不主张制度性约束,强调求同存异的非正式协商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合作的有效性。

  (二)微观层面的金融合作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文化等良好双边关系的巩固,双方的的银行业在互设机构、拓展业务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首先,分支机构的数量明显增加。截止2002年底,中国银行业在东盟地区共设立分支机构10家分支机构,东盟方面截止2001年底,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有17家,其中新加坡11家,泰国5家,马来西亚1家。其次,在分支机构的地区分布上,中国银行业呈现“以新加坡为中心,积极向周边国家发展”的特点。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银行业进军东南亚的首选之地与该区域的营运中心。东南亚其他国家正成为我国银行业积极拓展的新市场。东盟银行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目前东盟开始在中国西部设立分支机构,如新加坡华侨银行已在成都设立分行。第三,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业务品种不断增多。以中国银行业在东盟的发展为例,目前已开展的业务有:发行人民币信用卡、国际结算、拆借、信贷、汇款;目前正在积极发展的业务有: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公民个人理财、代理金属期货交易、新加坡在华住房贷款、代理保险和股票投资等。

  中国、东盟的银行业在金融合作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分支机构数量有限;分支机构业务范围狭窄,以中国银行业为例,业务仍限于传统的存汇兑、贷款和拆放业务,客户绝大部分是中资公司、中资机构等;同时服务方式陈旧。

  四、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研究

  本部分在二、三部分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结合泛珠三角实际,探讨泛珠三角融入“10+1”金融合作的若干问题。

  (一)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应把握以下原则

  1、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要有步骤、有重点地稳步推进

  金融合作机制的构建是一种系统性的战略工作,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而且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应该分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三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初级阶段的合作目标,即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金融合作要促进区域内投资和贸易的增长。中期目标则是实现金融合作与中国、东盟各国国内经济政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协调。远期目标是通过与东盟金融合作的实践,泛珠三角积极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货币合作,甚至建立统一货币,降低区域内货币交易成本,形成共同市场。这是最高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才能实现。这三个阶段要有步骤、有重点地稳步,通过泛珠三角的参与,最终使“10+1”金融合作从功能型上升到制度型。本文将主要研究初级阶段合作目标实现。

  2、构建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是“10+1”金融合作的一个实现路径

  如果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在现有“10+1”金融合作框架下,以功能合作为重点,为制度化合作做准备,那么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将成为“10+1”金融合作框架下的新的次区域金融合作。通过合作的示范效应,吸引中国的其他经济区参加;金融合作在长期动态发展过程上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这样最终实现“10+1”金融融合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3、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

  泛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试验田,其参与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降低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风险。金融是一个容易积聚风险的行业,同时金融的运行关系到金融安全甚至国家主权。泛珠三角与东盟国家的这种跨越国界的金融合作,必然涉及到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问题。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要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另外,目前“10+1”金融合作已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因此,本文也将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展开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这两个方面有不同的目标,但两者又相互联系;宏观金融合作为微观金融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微观金融合作是金融合作的活力所在,同时为宏观金融合作提出新的问题。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东亚金融合作在宏观层面的理论已相当成熟,主要是完善已有的合作成果;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却有待加强。本文先挖掘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的微观理论依据,然后再从微观、宏观两个方面具体展开,围绕激励相容合约,金融合作框架设计为:合作方→合作目标→合作领域→合作措施→合作效果评价。

  (二)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的微观理论依据

  1、合作以优势互补为前提,以实力为基础

  合作与竞争是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两种基本关系,都是经济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合作是为了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标。如果将合作看作是双方或多方之间签订的合约,合约的完备性问题是合约设计的首要问题。所谓完备性,是指通过合作过程中的磋商和谈判,合约双方的风险和收益能够完全转移,并且合约具有可执行性。满足完备性的合约达成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博弈的均衡条件必须是激励相容的。相容则存在共同利益,可以通过合作来共享利益;不相容则只存在利益冲突,只能通过竞争来争夺利益。合作关系的存在必须是合作双方都能给对方提供利益,而且这个利益通常是双方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若能够做到为对方提供利益,说明合作双方都有自己的实力和独特优势或比较优势。因此,合作能够进行的条件是双方优势互补,双方都有实力或特色。

  泛珠三角是中国金融总量最大的经济区,截至2003年底,“9+2”各项存款余额(折合人民币)超过10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折合人民币)超过6.5万亿元,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在全国金融业的重要地位十分突出。与东盟比较,泛珠三角具有以下比较优势:首先,与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相比,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区位优势明显、经营模式更有竞争力、金融监管经验更丰富、制度更完善等方面。其次,泛珠三角区域内有深圳、成都等国内金融中心,它们对区域内其他地区的经济金融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第三,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不仅有CEPA这个政策基础,而且2004年11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金融论坛”的举行,为泛珠三角区域全方位的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泛珠三角区域内金融利益的联动将极大地降低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的交易成本。最后,泛珠三角经济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较早的地方,经过二十多年的洗礼,市场经济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中国已加入WTO,中国在WTO框架下对金融服务承诺的开放水平要明显高于东盟10国金融业开放的总体水平。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运作逐渐成熟,在业务开拓、上市融资等方面成效良好。

  2、金融市场的均衡不同于商品市场的均衡

  金融经济在出现之初很不发达,实物经济居主导地位,人们的消费结构从金融经济到实物经济呈现正三角形排列。从20世纪80年以来,金融经济迅猛发展,逐渐取代实物经济居主导地位,人们的消费结构从金融经济到实物经济演变为倒三角形。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金融经济的特点有很大关系。金融市场在满足条件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一价定律成立,金融市场就能达到均衡,而且其达到均衡的速度要快于商品市场。根据资产分析方法,预期在商品市场的均衡与金融市场的均衡中作用不同。在商品市场上,预期独立作用于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在金融市场上,预期同时影响资产的需求和供给。因此,金融市场的均衡以信息充分、交易成本为零、预期稳定为前提。近年来,中国、东盟国家积极增加政治间的信任度,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和合作稳步发展、金融合作的信心和意愿强烈,这就减少了金融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泛珠三角区域金融的合作的进一步深入都利于区域内信息的充分流动及交易成本的降低。

  3、贸易、投资的增长拓宽泛珠三角银行业的市场领域,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中国、东盟双方的经贸关系发展潜力巨大。据研究,如果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使东盟向中国的投资增加48%,使东盟的GDP增加0.9个百分点;使中国向东盟的出口增加55%,使中国的GDP增加0.2个百分点。?2005年7月1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正式实施,根据协议规定,中国与东盟之间7000余种货物陆续削减关税。中国和东盟的6个老成员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将在2010年把绝大多数正常产品的关税降为零;东盟4个新成员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则会在2015年将绝大多数正常产品的关税降为零。双方可保留的少数敏感产品的关税水平也逐渐被约束和削减。关税的削减将有力地促进区域内投资和贸易的增加。截至2003年底,东盟国家来华投资的单个项目平均协议投资金额为292万美元,平均实际投资金额为147万美元。

  2004年,双边贸易额达1059亿美元,东盟已经跃升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今年1月,双边贸易额达8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7.4%,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额为36亿美元,自东盟进口52亿美元。双边的经贸往来持续升温。

  随着区域贸易、投资的增长,银行媒介的资金跨国流动量及信贷融资量也将会同步增加,这将成为中国银行业今后进行金融投资的新渠道。另外,国内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增加也会带动本国银行业在相应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因此,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拓宽金融业的市场领域,给金融业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4、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短期内对东盟保持一定优势

  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是中国、东盟国家金融业面临的两大任务。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东盟国家对金融开放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根据东盟2002年4月在缅甸首都仰光签署的《执行在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下有关金融服务第二次一揽子承诺的草案》,东盟各国承诺的开放总体水平明显低于中国在WTO框架下对金融服务业承诺的开放水平。表现在,一是承诺范围小。如文莱仅承诺顾问及其他金融附属服务,越南、缅甸也仅分别对银行担保业务、海损及损失理赔服务做出承诺,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承诺范围也限于银行、保险、证券其中一部分的部分业务。二是存在股权、经营地域、经济需求测试等限制。中国加入WTO时,除对外资进入证券业承诺有一定的保留外,对银行、保险业开放承诺范围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对“金融服务”种类界定的多数内容,而且入世3年和5年后,不存在股权持有、经营范围、经营地域及经济需求测试或营业许可数量等限制,可以说外资金融企业在中国经营保险和银行业务将享受到真正国民待遇。

  双方这种开放度格局,对东盟的金融机构来讲,降低了在泛珠三角区域设立机构、开展多种业务的条件;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讲,基于自身利益,选择与东盟国家的金融机构合作可以规避管制、降低单独开展业务、设立机构的交易成本。

  (三)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机制:微观层面

  1、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主体、目标、领域

  从微观层面考察,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主体包括: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企业、个人之间(包括居民与非居民)。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目标包括,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充实资本金;拓展业务;拓展市场;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领域包括,金融机构之间:技术、人员培训;业务合作;战略合作协议;合资公司;股权合作;金融机构与企业、个人之间:为居民、非居民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2、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措施:微观层面

  第一,积极实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稳步推行的战略。东南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之一。以新加坡为例,现有85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设立公司或办事处,并以此作为进军东南亚市场的门户。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企业来华投资数量不断上升,华商企业的来华投资约占70%,土著企业来华投资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但这一比重在逐年增加。无疑,今后双方企业的相互投资会持续增加,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中国银行业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因为银行跨国分支机构业务通常是以服务本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为业务基础,然后逐渐向所在国的企业和居民个人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泛珠三角地区应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峰会等活动,为双方企业间的合作搭建平台,做好区域内企业走向东南亚投资、上市融资等推荐工作。

  第二,降低双方互设金融机构的门槛,对泛珠三角地处西部的省份条件应该更优惠。东盟国家的金融开放的总体水平会逐渐提高,这会降低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机构在东南亚单独设立分支机构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应放宽东盟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泛珠三角地区的西部省份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这一方面是支持西部经济金融的发展,形成泛珠三角区域内东、中、西的协调发展的局面。西部人并不缺乏创新、改革意识,关键是给予制度上的保障;另一方面这也符合金融经济的特点,在信息充分、交易成本低的前提下,金融市场比商品市场更易达到均衡。

  第三,对合作方的选择要慎重,掌握好对其信息的调查。合作是以实力为基础的优势互补的活动。一个好的合作对象对提升自身实力、保障合作顺利进行至关重要。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机构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应注意:一金融机构的品牌。合作的外资机构应该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一流的金融机构,注重借用对方的“品牌效应”或“名人效应”来提升自己的形象。二金融机构的文化背景。一般而言,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才容易沟通,也有观点认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助于真正彻底变革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三外资机构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三个方面应该成为金融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时重点考虑的方面,至于哪个方面更重要,要根据企业的状况和所处的具体环境而定。

  第四,中资银行要在东南亚开展新的业务种类;同时客户群不要局限于“走出去”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狭小圈子;东盟国家的银行业可以考虑积极在泛珠三角的西部地区设立机构。中资银行在尝试开展新业务的同时,要不断扩大客户群体,逐渐向分支机构所在国的企业和居民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东盟国家的银行业一方面通过与中资企业的合作,开展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利用西部金融开放的优惠条件,开拓新的市场。

  双方的金融机构在合作领域可以开展:(1)、技术合作。相互提供人员培训、管理技术、国际惯例以及专业设备或技术等方面的服务。(2)、业务合作。如联合开发信用卡、消费信贷业务等合作。(3)、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即相互之间为了特定业务发展或共同的战略目标而达成的协议。(4)、合资公司。双方金融机构为特定业务发展目标而合资设立新的机构。(5)、直接参股或控股。双方金融机构之间直接进行参股或控股。这是合作的最高层次,是一种走向融合的合作。从上述合作方式可以看出,合作是一个渐行渐近、由外向内、直至融合的不同层次的多样化过程,金融机构选择怎样的合作方式才是合适的,只能在市场中去检验。如果双方都能从合作中得利,就可以将短期合作长期化,或通过资本合作将外部合作内部化。如果将合作视为一个契约,合作双方是由契约联系起来的利益体。

  第五,借鉴已有的中外金融机构的合作经验,借用已有的案例,减少合作的风险。由于中国金融业目前还未全面开放,外资金融机构还难以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所以选择与国内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就成为现阶段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2001年底以来,不仅银行业、保险业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合作项目,连中外合资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也实现了零的突破,此外,还有不少中外金融机构正在频频接触、协商和谈判。借鉴已有的成功的合作经验,可以减少泛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的试错和学习成本。

  3、合作效果评价:微观层面

  合作效果应由一系列具体指标考察,指标的设立具有一定的技术性,但指标应至少体现以下方面:(1)银行规模是否扩大,市场份额是否增加,业务品种是否增多,抗风险能力是否提高,经营、管理效率是否提高,是否减少了重复建设的投入。(2)是否有利于企事业扩大融资渠道和投资范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成本。(3)是否能使居民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是否能让居民使用更多的非现金金融工具,居民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意识是否增强。

  (四)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宏观层面

  1、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主体、目标、领域

  从宏观层面看,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主体包括:中国、东盟各国的政府之间、中央银行之间、开发银行之间、学术机构之间。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目标包括: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减少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为区域内的贸易、投资的增长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领域包括:金融监管;金融合作的交流;发展区域内金融市场;为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其它公共投资提供资金。

  2、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措施:宏观层面

  第一,将金融服务、金融合作纳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安排中。虽然金融服务、金融合作在“10+1”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并未明确提出,但它们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应有之义。将金融服务、金融合作纳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安排中,有利于从制度上争取各国政府的支持,减少金融合作中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泛珠三角地区非常重视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正积极融入“10+1”的合作框架中,因此,将泛珠三角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并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而且迫切的。

  第二,重点突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利于香港金融的繁荣与稳定,也有利于维护“10+1”的金融稳定。泛珠三角是一个超出一省范围、跨越一国两制、远系中国西南、融合南中国经济圈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跨度很大的经济区。差异性与互补性是泛珠三角区域的显著特点。这就决定了泛珠三角参与“10+1”经济金融合作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有的地区较早开展,有的地区稍后融入;有的地区直接进入,有的地区依托前沿带动。

  香港在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和提升。香港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心脏位置,背靠祖国大陆、面向东南亚,从20世纪50-60年代起,香港就与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诸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贸合作,香港人已经积累了许多与两者合作的成功经验,也建立了许多经济联盟,香港企业的触角已遍及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国。香港与泛珠三角的其它地区在企业上市融资、资本流动、互设金融机构等方面运作成熟,而且有金融合作的政策基础CEPA,在CEPA中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金融合作做出了明确的安排。近两年来,香港金融管理局注重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监管当局的关系,先后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或多边的回购协议,既增加了相互了解与合作,又形成了亚太地区金融监管当局间防范金融风险的稳定机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香港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与两者的交往更是轻车熟路,如鱼得水,在这自由贸易区中也只有香港具有这无与伦比的优势,令新加坡、上海以及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必须:加快实现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经济一体化。香港的经济是贸易与金融型的,必须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其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发展,这就是泛珠三角经济圈。香港金融业在不断创新的同时,要与泛珠三角金融市场形成互动,特别是与深圳的资本市场联动,实现两者间经济与金融一体化,以此支撑香港经济和金融发展。香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与东南亚的人文地理优势,把自己建设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
第三,夯实“10+1”金融合作的基础,完善已有的合作成果,泛珠三角利用双层机制融入“10+1”金融合作。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作为“10+1”金融合作的一个实现路径,其在政策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更易达成共识。因此,一方面,泛珠三角要密切关注“10+1”金融合作的动向;另一方面,在总体安排的框架下,泛珠三角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相应的活动促进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具体来讲:
首先,完善“10+1”金融监督机制。第一,进一步规范对话与协调机制。领导人会议的议题应该有针对性,就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使会议达成的共识对中国、东盟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央行要加强友好往来,通报本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方向、提供涉及地区金融安全的金融数据、关注金融合作与交流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加快中国与东盟信息共享平台与机制的建立。汇率的基本稳定可以为本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应包括通报各国汇率政策制定的依据以及汇率政策的重大调整。第三,为了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保证金融监督的有效性,金融监督需要建立实施机制。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构,如东盟秘书处、大学、思想库等,对金融监督提供相对独立的评估。第四,积极组织双方的学术团体就金融合作中的紧迫问题进行研究,注重研究的可行性和成效性。

  对泛珠三角地区而言,应定期将与东盟经济金融往来状况形成经济报告,提交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与东盟第一届博览会在广西南宁的成功召开,说明包括广西在内的泛珠三角地区各省的政府完全有能力为泛珠三角-东盟的合作搭建平台。因此,泛珠三角地区、东盟应积极组织类似的论坛、会议,在“10+1”金融合作的框架下讨论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中的重大问题,参会者应包括政府官员、科研机构、民间团体等。泛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内初步金融合作安排的基础上,应加快建立区域内信息共享机制,这是“10+1”信息共享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泛珠三角地区应尽快成立承担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战略的工作机构,定期对泛珠三角与东盟的金融合作现状进行评估,并形成意见提交中国人民银行。

  其次,完善区域金融危机救助机制。《清迈协议》发展至今也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在组织结构上,当前《清迈协议》是由一系列双边互换协议组成的,协议之间并没有一个中间协调管理机构;在贷款条件和规模上,都不能有效地抵御短期内投机资本的冲击;协议货币主要依赖美元;危机救助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有待于解决。今年,中国将牵头组织东盟与日韩的学术机构对清迈协议的实施情况进行回顾,并探讨完善《清迈协议》的方案。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使目前的货币互换机制成为“10+1”金融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第三,发展区域内的债券市场。亚洲债券基金在亚洲债券市场构建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该方案也存在许多不足:以美元而不是以区域内货币计价不能解决币种错配问题;规模小;只允许央行使用储备认购,不利于培育机构投资者和私人部门的参与;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国际清算银行进行管理,没有形成一套评级、会计、监督的机制;不利于二级流通市场的发展。

  中国和东盟作为重要的成员国,双方应密切配合,完善以上方面。同时,将独立市场基金用于区域内金融机构改革、为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提供资金支持。2004年开发银行参加了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旨在为东盟十国以及中国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为了补充基金规模小的不足,泛珠三角地区的开发银行应参加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专门为泛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开发银行还可以发展开发性金融。

  最后,完善边境贸易结算体系,加强对人民币在边境地区流进流出的监管。目前,中国只与越南签订了边贸结算协定,中国政府应与周边国家政府进行高层会谈,解决双边贸易结算存在的问题,消除贸易结算障碍,签订《边贸结算协定》,边境双边银行开立人民币、越南盾、缅币、老挝基辅和美元结算账户,将边贸结算纳入银行结算体系。完善边境地区人民币跨境投资管理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配套管理制度,积极配合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实施。采用定期报送和逐笔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外汇资金跨境流动监测习题;通过外汇账户信息管理系统和人民币专用账户,监测涉外单位外汇资金流量、流向和存量等信息,实现对外汇资金的实时监测。

  第四,积极开展泛珠三角区域内的金融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内的金融合作有政策基础CEPA,且目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已在信用建设、金融机构跨径经营和相互参股、城际金融合作、建立异地客户服务中心、发放异地贷款等方面做出了安排。泛珠三角地区应在此基础上,有层次、有步骤地深入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具体措施有:利用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加快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开展产权交易,形成资本市场的连动;政府要发挥积极作用,但要将其定位准确;在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要保障微观金融主体的利润增长;分专题组织科研机构如金融学会、社科院、高校等研究区域金融合作中的急待解决的问题。

  第五,开展金融互助。金融互助是金融合作的一个方面。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老挝、柬埔寨、缅甸是东盟经济不发达的成员国。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已经在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上宣布中方将适时向这三个国家提供特殊优惠关税待遇,目的在于支持东盟缩小内部的发展差距。又如,老挝南塔省发展银行曾长期得到建设银行勐腊支行的具体业务指导。泛珠三角在与东盟经济不发达国家金融合作时,应继续向对方提供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等援助,最终实现双赢。

  3、合作效果评价:宏观层面

  同样,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在宏观层面的指标设计也应体现以下方面:(1)是否促进了区域内企业快速发展和吸引区域外资金的投入;是否有利于调整区域内产业结构,实现产业一体化;是否有利于区域内的金融安全。(2)区域内的金融合作交流、学术研讨是否频繁。(3)区域内宏观经济信息的获得是否及时和便捷。(4)区域内资金流向是否稳定、资金规模是否连续变动。

  五、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的前景展望

  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从宏观层面的合作来看,这个前景会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战略的细化而巩固并上升到更高的目标;从微观层面的合作来看,这个合作前景,不会因为金融的全面开放的逐步临近而暗淡,因为更多的合作机会将存在于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市场之中。当然,泛珠三角-东盟金融合作还存在着不少不确定性因素,但我们相信,只要中国和东盟国家加强政府间的信任、保持双方金融合作的热情和决心,泛珠三角地区参与中国-东盟“10+1”金融合作就一定能获得成功,从而推动中国和东盟区域经济全面的合作与联合。我们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的进展,并热切期待它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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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历

  王娟,2001年毕业于新疆财经学院金融系货币银行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2-2005年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研究方向国际金融,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5年招考入四川省社科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和金融研究所工作,现任四川省社科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研究方向为区域金融和西部大开发。发表文章有《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测算及分析》、《银企关系:选择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从人民币升值压力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


  (本文由“泛珠三角面向东盟的合作与发展”国际论坛向南方网供稿,未经作者审阅。)

(编辑:莫凡)

 
贵州商报网络版 2005-11-06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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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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