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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名家 潘莉:关系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战略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思考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谢名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潘莉

  面对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提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的战略方针。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对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和文化合作的蓬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泛珠三角区域位于我国南部地区珠江大流域,背靠大中华腹地,面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广阔地带,涵盖了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截至2003年,区域总面积20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0.9%;人口4.5亿人,占全国的34.8%;生产总值38846.3亿元,占全国的33.3%;加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雄厚经济实力,经济总量接近全国的一半。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就好比在中国东南沿海富庶的土地上舞起了一条腾飞的巨龙。这条“泛珠三角”巨龙,以港澳、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小珠三角”是昂扬的“龙头”,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其他区域、广西、海南、四川、贵州是壮硕的“龙躯”,而云南则是强劲的“龙尾”。泛珠三角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十分突出,是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极其重要的战略增长极。
2003年7月,由广东省委、省政府倡导并提出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想,得到其他8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积极呼应和热烈反响;中央领导对这一构想给予充分肯定,鼓励积极探索。2004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广东时就明确指出:“积极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对各方都有利,要搭建并利用好这个平台。”国家有关部委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04年6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澳门、广州分别举行,“9+2”地区的行政首长莅会,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开了政府主导区域合作的先河,标志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正式启动并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尽管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省区还属于经济后发地区,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缩影,但不可否认,该区域巨大的发展能量和发展潜力已逐渐显示出来。历史将证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伟大实践将开辟我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一、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战略构想

  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会同8省区的党委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按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要求,共同谋划未来而提出的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大战略。2003年7月,张德江同志在一份报告上首次正式提出“泛珠三角”这一概念;在9月举行的广东省地厅局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班开班典礼上又指出:“广东要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同时,推动9省区与港澳的合作,建立‘9+2’协作机制,形成‘泛珠三角’经济区。”在11月举行的“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上,张德江同志对这一构想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珠三角地区是目前全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包括粤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则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我们正在谋划由广东、香港、澳门以及广东周边的8个省区组成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我认为这是更具潜力的大事。”这一战略构想,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文化趋同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世界发展潮流,与我国扩大开放的大趋势相一致,尤其符合泛珠三角区域整合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实践中大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诚如张德江同志所指出的,“广东在推进珠三角、大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设想,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使然,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一)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创新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为民族负责、为人民负责而作出的庄严的政治承诺,因而也是凝聚全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旗帜。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响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基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在发展观上达到了新的境界。从过去的传统发展观转向新的科学发展观,比之1978年党和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来得更加伟大和深刻。张德江同志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按照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伟大构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建设“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正确判断和把握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人类文明发展坐标系上的方位,正确判断和把握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坐标系上的方位,是追赶世界先进潮流创新思维的产物;这一构想,是顺应世界发展变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从“9+2”地区的内在发展要求和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五个统筹”的战略思路和指导原则作出的正确选择;这一构想,通过综合运用经济、文化和社会动员等杠杆,集合各方积极性和各种生产要素,形成各种资源、各方利益、各种方法有机结合的新格局,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优化配置、互通有无、竞合发展的目的;这一构想,融合了“9+2”地区不同的发展模式,使区域的合作与发展更具有良性竞争活力,这对于提高我国不同区域的合作水平,推动东、中、西部的融合发展,提升我国总体综合实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将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构想,立足于“两个大局”、“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把“先富”与“共富”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辩证统一起来,并作为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国家战略,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因而能够成为动员民众、凝聚人心、调动力量、促进发展的一个时代坐标,也使之转化为本区域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大发展的战略行动。

  (二)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明智抉择。

  新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进步潮流正呈现新的发展态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经济的全球化激荡着文化的全球化,全球化与区域化齐头并进、多样性与趋同性同时展开。全球化带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又促进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世界经济的竞争一方面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同时也表现为地区之间的竞争。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充分发挥地区资源整合的优势,增强和提高综合竞争力。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同时迎来包括环太平洋在内的全球激烈竞争的巨大挑战。中国正积极融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将遵循WTO的规则管理经济,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将实行国民待遇和透明度原则。这将推动国内各省(市、区)在市场运作规则和政策法律环境上的一致性,从而为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以广州、深圳为中心城市的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形成珠三角经济区(简称小珠三角);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粤港澳合作的加强和CEPA的签署,形成了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经济区(简称大珠三角)。大珠三角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市场经济体系较为完善。推进以大珠三角为龙头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可以带动和辐射周边省区的发展,促进国内各经济区的良性竞争,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也将使本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地推进,培育具有战略意义的对外开放的新的增长极,从而培育我国对外开放的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经济快速增长区,增强对外综合竞争力。将于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和CEPA的实施,使港澳与内地的经济和文化更加融为一体,也将为泛珠三角区域走向世界搭建一个新的平台,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区域提供了制度保障。泛珠三角正迎来国内其他区域经济竞争和文化竞争群雄并起、百舸争流的新格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角逐中,只有把握时代脉搏,瞄准时代先进潮流,实现文化观念的大解放和大发展,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大发展,才能赢得竞争的主动权。“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构想的提出,反映了“9+2”地区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对时势发展的理性和自觉的回应,也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本区域跨越式发展的明智抉择。

  (三)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创新思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思想结晶,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和发展观上与时俱进的品格,其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为一系列顺应时代呼声的自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创造了基础和前提。

  首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这一战略构想,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科学运用,从而把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视野和区域一体化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探索了与之相联系的若干重大发展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运用到新的环境和实践中去,力争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去实验和探索,从而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其次,“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这一战略构想,遵循经济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探索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佳模式。一是从人类经济技术形态进步过程来看,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手工工具为主的小生产向机械化的大生产,从渐进式发展向跨越式发展,从对自然的掠夺式攫取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到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转变,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历史规律使然,当然人类社会进步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社会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换,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才能在科学合理的限度内加速实施。二是从资源配置方式来看,社会化大生产和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我们必须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手段,科学有效地配置资源,建立开放、统一、竞争的大市场体系,突破地域和行政樊篱,从客观上使得建立大的经济区域成为必然。三是从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组织结构和科学管理方式来看,我们要从分散、粗放和局部的发展向联合、集约和整体的发展转变,也只有通过发挥大经济区的综合优势才能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最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这一战略构想,着眼于“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把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实到区域协调发展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构想。他富有远见地指出,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中西部要顾全大局;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即到20世纪末全国基本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从本世纪初,中央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到去年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战略,到现在全国实施的大开放战略,都是贯彻“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体现。但要完成“两个大局”的伟大使命,仅有中央的积极性还不够,还必须有东部的积极性和西部的主动性。从以往东部对西部对口帮扶到推动东西部区域合作、实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实现“两个大局”的新的平台,这是一个质的飞跃。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小珠三角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内地发达地区。大力推进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与周边后发地区的经济合作,既是实现我国各地区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也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安排,符合最广大人民的长远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选择。

  (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科学探索。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华民族祈求千百年的宏伟夙愿,也是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根本前提。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接近小康水平。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而要提高小康层次,达至平衡和全面发展,根本任务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主要依靠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几个大经济区的推动。如何继续做大做强这些经济区,增强他们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发展后劲,使后发展地区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具有现实的紧迫感,而且具有长远的发展要求。为达此目的,中央把推动区域的合作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战略高度看,在如此幅员辽阔的中华版图上,的确需要规划和建设几个合作紧密、互补性强、带动力大的经济区。而目前内地的几大经济区离区域一体化的要求还差距甚远,就连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具有综合优势的经济区也面临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和层次的问题。因此,通过制度推动和机制建设,建立真正发挥功能效用的新型经济区,关系到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已在9省区和港澳的领导层达成共识,具备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并建立起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区域发展新模式。大珠三角作为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为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需要把与之相邻的内地中西部省区作为发展腹地,另一方面中西部省区又需要大珠三角地区经济技术、资金和人才的辐射和带动,以达到合作发展,共创未来的双赢目的。随着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动,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建立起来的共生共赢型的经济体系,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极,其发展也必然促进国内各个经济区良性竞争局面的形成,从而激活各个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活力,保持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随着大珠三角经济与中西部经济的日益融合,优势互补和区域一体将极大提升整个经济区的综合竞争力和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增强中西部若干省区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素质,使中国的综合实力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五)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增强内聚力的远见卓识。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众多,侨力资源丰富,拥有香港、澳门两个独立的关税区,这是泛珠三角区域与国内其它经济区相比,所具有的显著特色和巨大优势。

  首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港澳台和“三资三力”的资源优势,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本区域有众多的全国著名侨乡,广东和福建最具代表性。潮汕人、客家人、闽南人遍布世界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海外华侨、华人约3500万人,90%以上集中在“9+2”地区。这种独特的优势,客观上形成了本区域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所具有的血缘、人缘、亲缘、地缘上的紧密联系和人文历史渊源,也造成了本区域拥有最丰富的侨资侨力、外资外力、民资民力的“三资三力”资源,从而也使本区域具备了大开放、大发展的特殊优越条件。特别是在大珠三角崛起的以港澳、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通过大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并融入环太平洋经济圈和全球化运动,泛珠三角区域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中心。我国已经形成了“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往形成的各地发展自成体系、引进港澳台资和侨资比较分散、引资方式以捐赠为主、投资新办实业比重不大的状况已有根本改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可以在通过华侨、华人吸引外资外力方面做得更活、更有特色、更有成效,取得更大的突破。目前,台湾经济对内地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与内地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新态势。因此,本区域在引进外资、侨资方面还具有更大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能够发挥集合优势,充分嫁接和利用外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加快开发建设;有利于跟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前沿信息,把握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以为我所用;有利于增强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对祖国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形成聚侨心、融侨资、借外力、兴侨乡的良好互动局面,做好大开放这篇文章,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有利于发挥内地与港澳“一国两制”的优势和港澳经济发达的优势,使港澳与内地的经贸合作更加紧密,促进港澳的繁荣稳定。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与内地经贸和文化交往更加紧密,特别是粤港澳关系愈加密切。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港澳可以借助9省区的紧密合作关系,促进CEPA的落实,开拓在内地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同时,充分发挥港澳现代服务业和国际市场开拓方面的优势,继续发挥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一方面,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增加了港澳与本区域省区的对话协商机制。在已有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之外,开辟了新的与内地省级行政区多方面对话协商机制和制度化的渠道,有利于推动互利共进;另一方面,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为港澳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撑。对港澳来说,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最现实有效的路径,是依托“一国”的坚强后盾,发挥“两制”的全新活力,去赢得新的繁荣发展和稳定。随着“9+2”经济融合和文化建设的提升,港澳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中的示范作用越显突出,这不但促进港澳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且会大大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这对祖国的完全统一将会产生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效应。

  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坚实基础、有利条件和广阔前景

  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仅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潮流,是关系国家战略全局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9+2”地区人文历史地理紧密相连的客观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需要的必然选择。

  (一)泛珠三角一脉相承的人文历史地理联系是区域合作的客观基础。

  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地域上要连成一片。“9+2”地区同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气候适宜,高山峡谷,江河平原纵横交错。山地资源、海洋资源、水能资源和生物矿产资源丰富;地理连绵,民情共通,少数民族众多,语言呈现多样性;历史传统一脉相承,文化习俗合而不同,人文上具有天然融合性;粤港澳地区与周边省区地理相连,人缘相亲,拥有合作的地缘优势。追根溯源,群山颠连,江海逶迤。我国华南、西南的广大地区直接、间接的都与珠江流域、韩江流域有关。泛珠三角区域是基于与珠江流域相连、与大珠三角相邻和经贸关系密切三要素而构成的。珠江流经了除福建、四川和海南之外的省区和港澳,珠江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构成。西江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紧紧相拥;北江自湖南流入广东,最终汇入珠江,流向南海;东江自江西流入广东。韩江把闽粤赣紧紧相连,考虑到海南与广东一水之隔,四川的相连性以及经济流向也一并被纳入泛珠三角。正是延绵起伏的江海原野平川,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积淀,深沉厚实的血缘亲情连结,翘楚世界的侨资民力积累,紧密交往的经贸文化关系,使泛珠三角连为一体,最终形成了“9+2”区域合作的地缘优势。

  泛珠三角区域以珠江入海口的香港、澳门为起点,从南部沿海向华南、华中、西南内陆省份延伸,形成南部中国经济区,具有区位接近性。南部沿海有超过我国总长1/3的海岸线。这里港口密集,江河航运发达;海上交通畅顺、公路星罗棋布、铁路纵横交错、航空港通向五大洲。“大珠三角”正在打造“3小时经济圈”和“1小时都市圈”,四通八达、快捷方便的交通条件和深厚人文源流,缩短了泛珠三角区域的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也拉近了其社会文化距离。这种地理和人文的接近性有利于交易成本机制和区域传递机制的形成与充分发挥作用。

  (二)泛珠三角的天然经济带是区域合作的内在要求。

  其一,天然经济带成就着历史的辉煌。珠江流域经济带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著名的黄金水道,近现代更成为仅次于长江流域的发达经济地带。长期以来,广东与周边和珠江上游的8个省区在交通运输、物资交流、能源开发、科研技术及文化旅游等众多领域都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九五”以来,仅广东与8省(区)之间签定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金额累计达6000多亿元,合作项目超过10000个,广东方面投资2000多亿元。这8个省区资源丰富、人才众多、科研力量雄厚、市场容量广阔,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和区域合作的互惠互利关系,粤港澳经济文化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多年来,广东的GDP以年均13.4%的速度快速增长,2003年占有全国GDP1/9强的份额;粤港澳合作还使港澳地区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延续了国际竞争力,保证了回归过渡期的稳定和回归后的持续发展。至2002年,三地GDP为3118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为6338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22.1%和61.3%。这一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亚洲地区最为活跃、最具竞争力的出口加工贸易基地之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构想提出以后,区域合作的环境进一步改善,区域合作的力度不断加强,经贸合作呈现出项目规模大、合作领域广、互补性强、效果明显等特点,合作项目涉及农业综合开发、资源开发、市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劳务、粮食等多个领域,跨省区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加快推进。2004年4月,张德江书记率领广东党政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访问广西、湖南,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在共同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而且与桂、湘两省新签定了一批经贸合作项目合同,协议金额达到844亿元。这些都标志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证明了泛珠三角合作潜力巨大。

  其二,天然经济带赋予了区域合作的神圣使命。主要表现在:第一,大珠三角需要开辟新的腹地。粤港澳特别是小珠三角在经过多年的扩张和大发展之后,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建立有效的高新技术转移和促进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和水平。这就需要营造一个更强大的后方作为支撑;与此同时,其对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也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而泛珠三角区域中西部地区,则具备提供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的优良条件。“西电东送、西菜东送、西烟东送、西劳东送”的有序实施,正在改变本区域的传统经济格局。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基础。现在的态势是,泛珠三角区域天然经济带已经变成大珠三角的强大后方,离开了这块广阔腹地,大珠三角就难以获得大的发展。第二,中西部省区有参与区域分工,获取比较利益的客观要求。本区域的珠江中上游地区,最大的特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人才、技术和资本则比较稀缺,而要实行丰富资源与稀缺资源的置换,分享东部地区经济繁荣的利益,只有参与到发达地区的市场分工中去,才能得以实现。粤港澳具有向其他省区转移和扩散劳动密集型甚至技术、资本密集型加工业的要求,而上述省区也具有接纳这种转移和扩散的需求和能力。同时,这种需求和能力正由受动式转向一种通过区域合作去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共同繁荣的主动创新方式。第三,本区域的中西部省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粤港澳自然资源禀赋缺乏,而其他生产要素、文化观念和对外开放则具有相对优势。粤港澳所稀缺的正是这些省区所丰富拥有的,如云南省,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之美称。整个区域的水能资源和电力资源也十分丰富,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这个区域拥有全国乃至世界最丰富的生物自然优势,许多世界珍稀植物、动物都能在这里生长和繁衍栖息;还拥有极为丰富的、具有自身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等丰富旅游资源,这些不仅奠定了其实现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而且也决定了其在区域一体化中的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其三,天然经济带也让我们审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新的发展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如何协调不同区域加快发展,已经成为中央和各级决策者关注的重点问题。目前,我国东西走向的经济带从北往南主要有三条。一是陇海——兰新经济带,现正在推动和发展,虽遇到一些现实问题,但前景看好;二是长江经济带,实力最强,发展势头最猛,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都数得上;三是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带,这是一个对接“10+1”,将积极探索把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建成中国和东盟海上贸易战略大通道的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面临这种新的发展环境,泛珠三角区域特别是粤港澳和福建,由于处于与东盟合作的前沿,将日益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冲击;同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也给泛珠三角区域提出了新的战略课题,这就是怎样采取更加积极主动而且更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重大举措,推动这一区域的发展。因此,加快建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带已经成为“9+2”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战略问题。一方面,中国已成为WTO正式成员,目前正在为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而努力,10年内又将与东盟共同建设自由贸易区,将会更高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作为外向依存度最高的一个地区,粤港澳可能再次优先获得各种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国内地区之间的竞争态势已经形成,粤港澳区域凸显欠缺战略腹地的弱势。因此,经济腹地的培育和建设对这一地区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珠三角在与长三角竞争过程中,腹地方面的劣势越来越明显。连成一体的长三角腹地达9万平方公里,但小珠三角腹地仅4.1万平方公里;长三角人口达7000万,而珠三角常住人口仅2500万,加上外来人口也只有4150万。江浙沪三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均已开始高出广东的增长率,广东招商引资已面临长三角的竞争压力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保持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是小珠三角面临的重要课题。而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则可以通过辐射腹地的扩大,保持和提升原有的区域经济优势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是迎接和回应国内区域经济竞争攸关的大事。大珠三角本身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粤港澳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亚洲和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同时,粤港澳与国际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将持续不断地接受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辐射。大珠三角正在加快资源整合的步伐,经济实力将不断增强,对周边后发展省区将会发挥越来越强的经济、文化和对外开放的辐射带动能力。这是发展泛珠三角区域首要的也是决定的因素。

  (三)泛珠三角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差异性,决定区域合作具有优势互补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和各地区为了在竞争中掌握主动,纷纷把创新和创新能力作为先导性因素和关键性因素加以谋划。我们已进入一个创新的时代,我国正在融入世界先进潮流。事实证明,创新乃国家兴衰之所在,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动因。而区域一体化则强化了这一趋势,并加剧了区域的分化与竞争,其结果是产生一个重要的变化:由过去那种外延式的经济竞争,越来越凸显为内涵式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竞争。正如张德江同志所指出的,广东经济要实现从以外源型为主转向以内源型为主的历史转变。这是区域合作与发展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泛珠三角区域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其合作的多层建构性,也决定了其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为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寻求突破性发展创设了条件。

  一是从多样性和特色中正确制定优势互补的战略策略。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平原地区和经济特区,又有经济比较落后的山区、老区,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经济结构形态多样,市场发育参差不齐,物质技术基础各异,生产力呈明显的多层次性,地区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而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文资源又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有这些,为区域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条件。只有从各地实际出发,发挥优势、避免劣势、挖掘潜力、整合资源,并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加强联合与协作,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才能大见成效,同时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并与其他较发达地区一道,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持,共同推进中国特色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是把握制度文化创新这一枢纽,变体制差异为制度动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具有独特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9+2”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先后经历过“一国同治”、“三国分治”、“一国两制”的不同时期;泛珠三角还包涵了“小珠三角”和“大珠三角”。“小珠三角”属于一个省级行政区,“大珠三角”属于“一国两制”的范畴,“泛珠三角”包涵东中西部不同的省区。其中既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许多发达城市,有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广东省和福建省,又有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以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还有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等。从经济发展来看,“9+2”各省区的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层次差异很大,市场经济体系和发育程度也有很大差别。制度差异和水平落差是面临的一大障碍,不同体制的政府间的协调是一件难事。如何保全和提升区域的整体制度竞争力,是当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面临的重要课题。要使体制差异转变为制度动力,现实的路径是,让文化创新和体制创新滞后的地区向先进地区模仿和学习,并在实践中磨合和推动这一创新和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发挥自身优势,一方面注重借鉴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并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在区域竞争中也是采取这种方式,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香港、澳门已经实施了百多年以至几百年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泛珠三角可以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后发展地区向先发展地区学习和借鉴,并通过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努力缩小客观存在的制度差异,避免由于这种差异而造成非良性竞争和地方主义盲目竞争现象的加剧,变体制障碍为制度动力和文化动力。比如,建立“9+2”地区政府间的直接协调机制,实现官员之间、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和行业之间以及官方与民间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并使之成为制度化和规范化。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为双赢或共赢的政府间合作获得了全新的契机。一方面香港和澳门可以更好地分享内地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内地能够降低利用香港和澳门条件的成本。这种政府间主导的区域合作为“9+2”地区的制度学习和文化创新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更好平台,也为政府之间平等地就制度安排问题进行协商、对话,从而为达到制度协调、提升合作的水平和效率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良好的条件、优越的时机。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合作具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和坚强的政治组织保证。可以预见,随着区域合作向广度深度进军,泛珠三角前景更加广阔,未来更加美好。

  三、应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的实施

  如前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关于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阶段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科学发展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指导原则、发展纲领和战略思路。大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着眼全局,搞好“五个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推动各方面建设的良性互动发展。因此,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的实施。

  (一)以建立科学、高效的区域一体化统筹机制为杠杆,促进泛珠三角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泛珠三角区域范围广阔,发展极不平衡。仅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例,南部沿海的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是云南、广西的4倍多,是贵州的9倍。外商直接投资额,广东是云南的35倍,是广西的20余倍,是贵州的近60倍。尽管珠三角是全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但广东省内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2003年,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2002年的2.85:1扩大到3.05:1。从区域差距看,广东省68个县(市)绝大多数分布在山区和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2002年全省县域人均GDP为7248元,不到全省平均水平15030元的一半,约相当于珠江三角洲34295元的1/5;大部分县(市)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其中有23个县(市)人均GDP在5000元以下,占总数的1/3。可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仅是广东而且也是泛珠三角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第一个方略,在政治保证层面上,要着眼于建设集约程度高、相互协调发展的区域一体化。

  一是成立具有权威性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综合协调委员会。目前,区域内的情况千差万别,发展程度高低不同,经济文化交往参差不齐。总的来说,整个区域的合作还处于松散型和半松散型状态。在“9+2”这样一个地域如此之广阔,情况如此之复杂,差别如此之巨大的地区建立区域一体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要使之成为相互联系紧密的经济区,并朝着区域一体化发展,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艰苦奋斗的发展积累过程。因此,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够统筹整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具有权威性的领导机构,为区域合作和发展提供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保证。

  二是统筹协调“小-大-泛”珠三角的关系。这是推进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小-大-泛”珠三角的关系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和互相支持的关系。在小珠三角方面,要在区域内建立起统一高效、更加紧密合作的一体化基础,并通过相应的政策规划和调控手段加以规范和实施;同时,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构建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的平台,更好发挥对广东省和其他八省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发展腹地和空间。在大珠三角方面,要以CEPA的签署为契机,着眼于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与发展,推进“一国两制”的优势互补,建立一种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机制。在泛珠三角方面,要以实践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构想为核心,努力探索东、中、西部共生共赢的新局面,为统筹区域的协调发展创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区域一体化新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要把南部沿海地区对九省区其他地区辐射带动作用作为首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方式、方法和发展道路的创新;同时,中西部地区要以自己的资源优势支持这一战略的实现,充分发挥自己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广东省来讲,重要的是在小珠三角进行区域一体化全方位的试验和探索,继续先行一步,充分发挥排头兵作用,并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闯出一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为推进泛珠三角的区域一体化大发展提供先导和示范。

  第二个方略,在环境协调层面上,要着眼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

  其一,促进城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要着力点。首先,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是区域一体化的枢纽,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与发展,主要是依靠区域内中心城市和各省会城市的强有力的牵引和辐射带动功能来推进。本区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时期,依托中心城市就显得更为重要。港澳、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居于领先地位,他们将形成泛珠三角巨龙的龙头扇形大辐射和大牵引力;福州、厦门和南昌,长沙、南宁和海口,贵阳、成都和昆明分别形成龙脊、龙躯和龙尾的内在互动的经济增长三角的扇形推动作用,从而形成泛珠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的综合优势和依次传导功能。其次,要适应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搞好城乡规划和区域规划。区域一体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使区域内省区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规划统一协调,趋于一体。必须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在南部沿海先进城市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切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长远战略概念规划。不但各省区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必须搞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概念规划,而且各省区之间也要做好统筹协调,搞好跨省区之间的城乡和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概念规划。这要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工程来实施。再次,要探索解决“三农”发展的新路径。“三农”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推进区域一体化,必须与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必须立足“三农”,跳出“三农”,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发展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通过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推动城乡互动、联动,采取工业扶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法,逐步实现后发展地区农民小康化、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

  其二,建立竞争有序、调控有方、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体系。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手段,是生产四环节的纽带,是实现区域内联合与协作的最大中介,也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性工程。泛珠三角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完善的市场体系,从思想观念和现实行动上破除地区封锁和行政限制,构筑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制机制,做到在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畅通无阻。只有在本区域形成了开放、竞争统一大市场,才能争取更大的竞争利益,有效地把分散、局部的潜在优势,转化为整体、综合的现实优势,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建立统一的市场运作规则机制十分重要。目前,区域内在统一市场建设方面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是广东与周边省区的协调问题。对于前者,香港和澳门拥有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内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也日益完善,CEPA的签署和实施,扫除了许多制度上的障碍,因此双方在市场经济运作方面存在着许多一致性的要求。但由于港澳与内地实行“两制”,在市场运作的方式上仍有较大的不同之处。因此,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仍然存在着内地与港澳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的协调问题。就内地来说,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港澳来说,也要根据内地的实际和国际市场的要求,对一些不适合的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对于后者,由于广东和周边省区都属于国内统一市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总体原则上并不存在大的冲突,但在具体的运作上也仍然存在许多不协凋。比如,不同省区间存在的行政区域壁垒、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分割、不同省区间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不同步等等。这些都会导致相互之间的协作失调,严重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因此,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必须进一步消除区域间的各种壁垒尤其是市场壁垒,统一市场运作规范。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市场制度协调与整合,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提供市场制度保证。

  其三,实施泛珠三角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实现环境效益的最优化。自然生态环境是泛珠三角区域的命脉所在,也是推进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天然依托。必须把泛珠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作为战略工程来实施,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才有真正的保障。一要了解泛珠三角区域自然生态资源的基础条件。一方面,要对生物物种、江海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基础性自然资源的现状有一个精确、实证和科学的评估;另一方面,要对现有自然资源的破坏状况及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从而为区域的合作与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二要对区域内的重要资源实行战略保护和科学的开发利用。如对水资源、森林植被资源和稀有矿产资源要采取战略保护措施和制定开发利用的评价标准。坚决摒弃人为无序的乱采滥伐、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破坏。要制定法律法规,使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科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保护生态环境不但需要采取思想教育和道德规范等有效手段,更要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强有力武器给予硬约束。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态环境保护走上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轨道。三要大力扶持环保型产业的发展,坚决抑制非环保型产业的上马,努力探索率先在全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用最严格的手段控制工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建立科学有效的调控机制,使工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例最大化,使产出与污染比例最小化,再造山川秀丽的泛珠三角。

  (二)以建设“文化经济”为枢纽,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跨越式发展。

  1、充分认识作为时代命题和战略构想的“文化经济”,对于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新坐标意义。

  “文化经济”,是张德江同志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和生动实践所作出的理论新概括。“文化经济”作为时代命题是全球化的和开放性的。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必须与大力发展“文化经济”的时代要求相适应。“文化经济”这一时代命题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理论和社会系统论,是对当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大势的准确判断和深刻洞见。它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当代精神生产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系统。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文化的发展,文化发展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二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日益加快。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产品都包含着文化,而且经济借助文化的力量扩张,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没有文化作支撑,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质的提升和大的发展。三是文化以其高科技含量,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文化的精神要素和技术要素高度统一,形式不断创新,内容更加丰富,其吸引力、感召力越来越强。四是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产的当代形态,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异军突起,而且势头迅猛,潜力巨大。五是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突出。政治越来越多地通过文化的形式来表现。政治融入文化之中,政治内容通过文化形式来表达,其影响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竞争愈演愈烈,经济全球化激荡着文化的全球化,全球化与区域化齐头并进。

  张德江同志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世纪的经济,就是‘文化经济’”。毫无疑义,“文化经济”是对当今时代越来越突出的文化形态与经济形态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现象的深刻反映,它从本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下半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现象,过去常常分离的文化因子和经济因子日趋融合成一体,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顺应时势,加速文化力与经济力互相融合、互相促进,不仅仅是发展“文化经济”的重点,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强发展活力和发展后劲,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新的形势下,文化建设和体制创新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一道坎。因此,要加快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现泛珠三角的跨越式大发展,必须以建设文化经济为枢纽。文化与经济互动,构成了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推动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互动,用文化要素增加物质生产以及经营、管理、服务过程中的人文内涵,是提高企业素质和提升产品竞争力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在我国,随着大开放态势的形成,文化优势已经逐步取代政策、地缘优势,成为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和重要指标。文化力与经济力结合而成的文化产业,以其崭新的生产形态和市场优势,已经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通过文化力与经济力的互动,用文化资源开辟新的产业群,不仅可以扩大经济发展总量,创造新的财富源泉,还能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张和辐射,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系列环节,带动物质生产领域其他产业的发展,为物质生产部门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过去在传统发展观的驱动下,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经济力与文化力是彼此分离的,两者的互动及合力作用没有发挥出来,竞争被主要理解为物质竞争和资源的竞争。如广东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起飞之初,就主要依赖物质资源和经济力的驱动,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物质利益、市场机制、外来资本等,重视物质资源多于重视文化资源。这种发展理念虽然也一度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了经济发展活力,但是也严重制约了广东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一是因为这种竞争力缺少智力和精神因素,不能有效地回应现代国际竞争的需要;二是制约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使我国国民经济的质量和效益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三是这种模式过分地依赖不可再生资源,使发展的动力和资源趋向稀缺并最终走向枯竭。总之,这种模式使我们的竞争力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和自我再生产能力。当今的竞争绝不是过去那种单一资源和单一力量的竞争,而是一种综合的和全面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突显文化竞争的主导地位,一是因为人的潜能、智力发展等文化资源的可再生性和永不枯竭,可以不断地提供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源泉;二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循环利用,发挥最大的效能;三是随着精神消费成为主导的消费形式,可以极大地提升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文明程度,使综合竞争力具有可持续性和发展后劲。当代竞争的实践表明,只有充分发挥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合力的综合优势,特别是发挥文化资源的软性力量,才能真正形成综合竞争力的强势。泛珠三角要实现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和协调发展,就必须通过建设文化经济构筑和形成这种综合竞争力,并促进其产生质的飞跃。

  2、实现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双轮驱动,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发展“文化经济”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泛珠三角区域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途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开辟了文化经济发展的新纪元。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必须正确把握其本质要求和精神实质,努力开创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互动发展的崭新局面。

  驱动之一: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主导,大力推进经济“文化化”。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大力推进经济“文化化”的必然选择。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农村“三化”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寻求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路径;通过走新型工业化加快山区、老区等后发展地区的经济基础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承接国内外先进地区特别是小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区域内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总量不大、质量不高和水平偏低的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9+2”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大开放的新态势,实现从传统经济向经济“文化化”的战略转变。

  为此,要在9省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中牢固确立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思想观念。突出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工业化水平,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普及高新技术知识和新型工业化知识。要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依靠专门科技工业人才和高智力资源上来,走集约化的新路子。加强新型工业化资源的科学规划、协调整合和综合利用,科学统筹生产力布局。要在区域内探索适合各地实际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方法、新方式、新技术、新路子。要坚持经济“文化化”的发展方向,努力在五大产业基地建设方面取得突破:

  建设大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一切自然科学的应用、科技实验、技术开发、技术发明、技术传播。力争在5—10年内,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具有高新技术品格的工业大区域;在某些技术领域、某些产业环节、某项重大技术上,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泛珠三角区域高新技术产业,一要实现政策环境创新。自觉地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推进模式和政策措施,推动高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二要实现产业结构创新。大力倡导新技术、新方法、新技能,催生一批先进实用的高新技术产品,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三要实现研发体系创新。推动各种产业、产品研发中心和“实验室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每一个价值链的作用。四是要以技术和资本为纽带,在港澳、广州、深圳和区域内省会城市、大中城市形成扇形辐射的高新技术网络,构建高新技术产业群和产业带。联合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推进战略性结构重组,组成高新技术企业的联合舰队。

  建设大工业产业──现代制造业。这种工业体系,依托先进的海、陆、空港和信息港,以高新技术为牵引,对周边区域经济辐射带动力强大。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的一部分属于临海平原型,发展临海型现代制造业得天独厚。现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世界产业向中国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经济区转移已成为潮流,三大经济区争相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实现本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要在新一轮竞争中胜出,就必须发展临海工业、临江工业和山区工业发达产业带,建构世界级制造业体系及产业链和基地群,在广大后发展地区特别是山区倡导甘当配角,建立起具有强大基础的配套生产厂并形成产业链,支持先进地区新型工业化主导基地建设,同时承接先进地区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效益和好处。总的思路是,以信息化带动制造业,以制造业促进信息化;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特色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著名品牌。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产业,加快制造业企业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通过创新和技术领先保持质量领先,提升整个区域特别是南部沿海制造业基地的质量和效益。要确定本区域制造业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在小珠三角,要建设国际性集群式的制造业基地,培育一批核心竞争能力强的企业集团;在省会城市和其他区域中心城市,要建设区域性扇形辐射工业制造、服务和控制中心。要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不仅要对外开放,利用国外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外源型资源,还必须充分利用大华南、大西南极其丰富的水电、矿藏、生态及人力等资源,并将内源型与外源型资源进行大整合,在区域内建立一批特色生产基地和开发一批特色消费市场。要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制造业竞争性领域,打破各种障碍和壁垒,努力实现制造业资源的区域性共享和优化配置。

  建设大农业产业──现代农业和海洋江河产业。建立现代农业,一要对九省区的农业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三农”问题的“三化”建设;根据各地的天时地利条件,建设能发挥各地资源和特色优势的农业生产基地。从东往西,在各个扇面互动的经济三角区,建设包括水稻在内的主粮生产基地,建设热带和亚热带蔬菜、水果、花木等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建设林木、湿地等生态园保护基地和建设集生产、旅游为一体的热带和亚热带农业观光旅游基地。二要加大科技兴农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增强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三要加大财政对弱势农业的扶持力度。对老少边穷地区实行适度的财税支付转移政策;下大决心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力争在5—10年内九省区“三农”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要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一是大力推进海洋渔业的产业化经营,建设好养殖基地,不断开发有地方特色的新品种养殖,发展中深海捕捞和远洋渔业,对江海渔业资源实行“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放水养鱼”方针。二是加强海洋生态的建设和保护的良性循环。同时,加强江河湖泊的生态保护和淡水资源的科学有效利用,注重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建立环保产业新增长点。三是综合发展海洋与江河产业,要抓住海洋渔业,滨海、滨江、滨河旅游业,海上和江河运输业,海洋与江河产品深加工业,海洋与江河生物工程等新兴海洋与江河产业的发展机遇,开发海洋与江河资源,发展海洋与江河运输,滨海、滨江、滨河旅游和海洋与江河生物工程。要在海洋与江河产品、农副产品加工业上下功夫,发展一批临海型、临江型、山区型、资源加工型企业和转口贸易、临海、临江和临河重化工业,拓展海洋经济领域,形成新的生产项目。

  建设大流通产业──现代物流业和现代交通业。要以海港、空港集散为重点,建设现代化物流配送系统。随着大珠三角和整个华南地区集装箱货源的大量生成,要重点建设好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群。当前,应积极建设深圳、广州、厦门、汕头、珠海、湛江、海口和北海等南部沿海城市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并以此为枢纽和节点,发展现代物流业,将其培育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建设现代物流网络。建立区域内统一的物流信息交汇中心、行业物流信息系统、物流企业连接客户的物流信息系统等等;以现有交通运输仓储企业为基础,培育发展现代物流企业。要以建立华南、西南交通枢纽为目标,规划与我国从渤海到南海沿海战略高速公路相互贯通的全区域的四通八达高速公路网;加强铁路主干线及省际通道建设,形成与“9+2”大区域的紧密联系的铁路网;要在小珠三角和各省会城市重点规划建设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要坚持“一手抓适应,一手抓提高”的方针,在中心城市和区域内突出抓好以道路交通为重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大消费产业──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大旅游产业,泛珠三角区域各级政府要主导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各省区和各市县要与区域的整体旅游规划相衔接;要从纵横两方面重点规划精品旅游项目和特色旅游线路;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性作用,坚持社会化、市场化的投资方针,加大招商引资和吸引民间资本的力度,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的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体系;要创新旅游市场开发方式和营销方式,走质量效益型道路。要充分发挥九省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巨大优势,构建国内一流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和拳头产品。建设“9+2”地区现代服务业,要适应区域内建设有特色和优势的上述几大产业基地、文化大省(区)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质量提升的需要,创新服务方式。一要按照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建设一批现代服务业企业集团。二要按照国内外现代消费需求,创新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方法。三要按照在区域内建设几大产业基地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为生产服务的专业化服务企业,特别是要在港澳、广州、深圳和成都、昆明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建立强牵引力和大辐射力的现代服务业基地。

  驱动之二: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核心,大力推进文化“经济化”。

  中国的先进文化是由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构成的有机整体。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目前面临活力和后劲严重不足的状况,而文化产业是一个磅礴发展的朝阳产业,由于其生产规模大和市场运作的灵活性,具有不断再生和扩张的功能。以文化产业为枢纽,带动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发展已成大势。首先,泛珠三角区域各级政府在保持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投入不断加大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长期积累的资源,从人才和物质技术基础等方面培育和支持文化产业的成长。其次,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另一方面,用产业化方式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盘活其存量,增加其增量;再一方面,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提供产业化运作示范。同时,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使文化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兼具事业性和公益性。最后,确立文化产业在整个“文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和经济这两个长期分离而相对独立的领域高度融合起来,建造泛珠三角区域“文化经济”的强大体系。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充分调动以党和人民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战略性调整。首先,确立“精神产业”战略新理念。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机制;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在全社会倡导精神产业的战略新理念。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发挥“9+2”地区的先行优势和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其次,规划和建设有区域特色文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门类。根据泛珠三角地区的实际,重点发展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体育产业、健康产业和休闲产业,并加大文化产业向其它产业的扩张和渗透力,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文化产业体系。再次,科学规划和调整区域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布局。一是根据各省区精神生产力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发展的多层次性,按照开展竞争和“适度垄断”的原则,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品布局,在港澳、广州、深圳等大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产业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企业集团,发展优势明显的文化支柱产业,还可设立文化产业先行试验区。在其他省区要集合力量嫁接国内外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发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一批文化名牌产品、一批文化企业集团和一批文化支柱产业;形成特色鲜明、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文化产业门类。二是实行内源型和外源型并重发展的方针,着力发展一批文化内涵丰富、附加值高的产品。鉴于整个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的现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强原创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创作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同时,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大投资,扩大增量,建设一批现代化程度高的文化企业,从而实现文化资源的最优配置,放大文化资源的效用。三是注重精神产品的软性开发和素质升华。要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包括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软硬措施,坚决而有韧性地改变文化在一些地方存在的落后、庸俗、低劣等状况,恢复和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科学含量和精神活力,恢复和提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在国际上的崇高声望,以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强有力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使泛珠三角区域的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以推进区域合作为契机,促进泛珠三角“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只是发展经济,还要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有机结合起来,与提高人的素质结合起来,特别是与实施“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多达十一个省区的行政单元参与的联合与协作,区域内各省区应特别注重着眼长远,强化宏观行为,减少急功近利,使合作与发展朝着“三个文明”建设、三轮驱动的道路迈进。要实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使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向着不断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就要从泛珠三角的经济及社会文明发展的现状出发,彻底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建立健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科学有效机制。为此,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强化规划指导的作用,建立“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建立综合配套的政策体系。坚持“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其要义是“协调”,当前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关系;而协调的着眼点在于发展。“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无论是“三个文明”整体各组成要素的相互协调,还是各要素自身的内部协调,其核心和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会为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形成良性的社会协调发展机制。

  小康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结果。弘扬和创建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战略任务。人们在经济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必须在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也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战略地位。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等活动,加强对社会环境的综合治理,创造区域内良好的开发建设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使“社会教育化、学习化”和“教育、学习社会化”,为推进区域的合作与发展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群体和实用技术人才群体,从而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形成雄厚的人力和人才优势。同时,通过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汇聚各方面力量,凝聚侨心、民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富庶的泛珠三角而努力奋斗。

  (本文由“泛珠三角面向东盟的合作与发展”国际论坛向南方网供稿,未经作者审阅。)

(编辑:莫凡)

 
南方网 2005-11-07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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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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