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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民:发展与转型变迁中的社会约束问题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伟民
 

  ●在社会变迁与发展的过程中,家庭、单位、教育、传播以及政策等要素的更新变革固然重要,而重新整合与有效组织社会的制度则是最重要的

  ●转型社会的变迁不仅要改造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格局,更应重新构建起新的社会组织格局,从而实现从组织化社会迈向有秩序社会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良好发展,广东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也呈现出一些相应的变化与转变,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于2000年和2004年进行的两次社会变迁调查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这一变迁转变的过程中,一些新的变迁趋势和走向正在逐渐形成。

  这些新的变迁趋势和走向归纳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市场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既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日益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就业工作,社会生活,职业选择的市场化和社会身份的阶层化日趋显著,社会构成中的地位、身份、权力与声望的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回归家庭的趋向日益明显,以家庭为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中心,对家庭生活感到如意和满足,家庭的价值和意义开始超越了职业与工作的追求与选择以及对社会的参与和关注。价值观念与社会态度上的个我中心和功利取向开始成为世俗社会较为普遍的处世之道与人生态度。

  对此,应在进一步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与重视社会中社区与社群的发展,在不断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关注与重视文明教化与非功利价值观的培育发扬,在继续维护市场与国家主导发展的同时关注与重视公共社会和公民权益的发展,将转型时期社会和谐稳定的变迁与发展建立在制度建设、价值指引以及社会组织的良好基础之上。

  发展型变迁与转型性变迁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发生和经历了巨大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既包含了举世瞩目的惊人增长与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变革和转型,也包含着继往开来、除旧立新的艰难沉重。发展与转型的同步并行是此次社会变革不同于和超越于历史上各次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在发展与转型同步并行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所经历的变迁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发展型变迁和转型性变迁。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生活以及生活环境条件满意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日常消费休闲的日益多元化,所有这些方面的变迁基本上都是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显著和巨大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所引发和促成的,是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充裕与富足而得以实现的。因而这些方面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发展型的变迁,也可称之为增长型变迁。诸如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消费闲暇以及因此而在观念态度等方面所发生的变迁都主要表现为这一类型的变迁。在社会变迁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相联系的发展型变迁构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变迁发展的直观渐进的走向与形态。

  另一些方面的变迁,如职业结构的变迁、社会身份与地位的变迁、社会秩序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等,则有所不同。这些方面的变迁与人们感性直观的常识判断或社会历史性的经验预期往往大不一致,也多是变迁发生前的社会历史时期所没有或很少出现发生的,其变迁的起伏与走向也未必与现时社会的进步发展有着明显线性的一致和直接的关联,社会的或进或退都有可能出现相类似的变迁态势。这些方面变迁的根本成因在于社会整体结构和制度的转变与更新,在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的协调和整合。因而这些方面的变迁实质上是一种转型性的变迁,是以社会整体结构和制度的转变更新为前提的。这一方面的变迁构成了辨别和判断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变迁与发展变革更新的走势和趋向。

  发展型变迁的形成更多的表现在生产要素的更新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方面,诸如技术的更新与传播、贸易与市场的扩展、人口的自主流动以及社会的不断开放,更多的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社会过程。转型性变迁则不同,更多的表现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以及身份地位和权力声望的社会构成的转变方面,更多的是一个价值意识实现的人为的社会过程。两者之间,前者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则是发展的关键,但两者之间未必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联。在社会变迁与发展的过程中,家庭、单位、教育、传播以及政策等要素的更新变革固然重要,而重新整合与有效组织社会的制度则是最重要的。

  意识形态约束弥补制度供给不足

  转型时期的社会变迁常常是一缓慢渐进的过程,制度的变革也往往是一个不断建立与逐步完善的过程,并且是依随着市场的推进和经济的增长而进行,因而制度供给的不足与滞后是常有的事,制度变革的本身也存在着成本与利益关联的问题,从而也会促成制度的不足与缺失。对于迫切需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社会发展的制度供给方面更容易出现制度供给的短缺与滞后的问题。制度是规范与约束人们行为与关系的、具有合法性和认同性的规则,制度的缺失和滞后必然会使人们互动与交易的行为和关系失去指引与制约。对此,除了进一步及时地完善制度的供给之外,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包括文化艺术、知识教育和思想理论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建设,用意识形态所体现的观念、信仰、价值与操守来规范、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和关系,来补充变迁过程中制度供给的不足。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包含普遍价值和成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往往都具有着强大持久的补充制度不足的规范行为和制约秩序的效用,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之前的传统社会中,宗教信仰、伦理规范、自然主义的人本价值观念,都曾发挥了巨大与显著的约束规范社会行为关系的主导作用,而在现代社会中,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平等公正的契约理念、公共社会的思想意识,也始终是制度变迁得以有效实施与运作的重要动因和保障。对于市场之外的社会发展来说,观念的认同,行为的规制,秩序的形成,社会的整合,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作用。

  有组织社会与有秩序社会

  在快速急剧的市场化转型变迁过程中,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与结构发生了根本和实质性的改变。单位、部门、机构、组织在过去的年代中曾经不仅是社会生产得以组织进行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实施有效一致的管理和控制的重要保证。社会通过这些单位将社会成员组织和整合在一起,单位就如同是人们的家园一样,为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提供着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社会也如同是一个大的超级单位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单位组织自身在不断地分化与重组,单位组织的这种全能性社会功能开始逐渐地被分解和剥离,单位愈益成为一个单一的工作场所和市场空间,而不再是人们展现个人理想和体验人生经历的快乐家园。人们对单位的归属与依赖明显的减弱,社会的管理控制日趋制度化,而不再是以往的组织化,个人与单位组织乃至国家社会的关系愈益朝向理性契约的方向转变,传统社会中的村落、邻里、族群和会社的社会组织在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变迁过程中逐步走向了历史的终结。社会原有的内在凝聚和认同失去了社会组织的依托与支撑,一致的行动和协调的步伐自然再也难以延续与维持。

  因此,转型社会的变迁不仅要改造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格局,更应重新构建起新的社会组织格局,只有组织化程度高的社会才有可能是有秩序的社会,只有将社会中的个体成员集合在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之中,而不是使之原子化,制度的管束和意识形态的教化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影响。

(编辑:林湄)

 

 
羊城晚报网络版 2006-07-24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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