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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不断增强 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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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

  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是在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至今仍然存在;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紧,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抓反腐败工作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管理制度不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个别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

  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不能做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就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和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而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就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中国特色的反腐方略

  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倡廉放到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把握。

  在任务方面,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一起抓,牢固建立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

  在工作方针方面,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大治本力度,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当前,首先是遏制还在发展的腐败现象,同时要针对产生腐败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进行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在工作部署方面,坚持战略上整体规划,战术上分段实施,坚持把战略性目标与阶段性任务有机结合起来,针对一个时期群众反映强烈、基本具备治理条件、经过努力在短时期内能够取得成果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进行整治,确保抓一项成一项,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在政策方面,坚持对人处理态度慎重,既要严肃执纪执法又要宽严相济。对严重违纪违法又拒不悔改的从重处理;对虽有严重错误但能主动讲清问题并配合组织查清其他人问题的从轻或免予处分;对有一般性错误的给予批评教育帮助其改正,对经查清事实确属被诬陷的干部要予以澄清给予保护。

  在依靠力量方面,要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把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保证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

  在法制建设方面,加强廉政立法、守法教育和执法检查,使反腐倡廉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些年来,反腐倡廉取得明显成效是与法制建设密不可分的,针对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时制定和完善党内条规和法律法规是新形势下平稳有序推进党内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可靠保证。实践证明,充分发挥党内条规、法律在反腐倡廉中的保障作用,能够有效减少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坚持全党一起抓,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形成反腐倡廉整体合力的有效机制。


  注重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全党全军必须遵守的钢铁纪律。他提出,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1942年的整风运动就是我们党进行的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同志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同志要求高级干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不要当李自成,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等。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如果失去警觉,可能要毁掉一批干部。他提醒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告诫全党:要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反腐败要靠制度、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败要从党内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从具体事件抓起;党要接受监督,要有专门机构铁面无私地监督检查;严格维护党的纪律,对违纪违法案件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等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同样进行了深入思考。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正确认识党处于执政地位,特别是长期执政及其带来的影响问题。他一再警示全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反腐败关系党心民心,民心向背,决定政党、政权的兴衰存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他曾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此,我们党成功地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创造了新时期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2001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为不断深入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思想指南。


  修身立德,在灵魂深处筑起一道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

  所谓“五关”,是指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人情关。

  人而爱名,无可厚非。古往今来,社会贤达们立德立功立言,造福社会,有口皆碑,自然声名远播。然而,眼下有些领导干部为了“名位”,弄虚作假,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甚至厚着脸皮跑官要官,既不应该,也很危险。这世上因图虚名而遭实祸,殷鉴多多。据报道,某省有11名厅、处级官员,为了挤进“专家型干部”行列,处心积虑要捞一顶硕士帽、博士帽戴到自己头上,但又不懂外语,便请人捉刀代考,终因事情败露,丢了官,出了丑,败坏了社会风气!为官求名,务必正道直行,重名尤需重德。

  权力是把“双刃剑”。有了权力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像焦裕禄、孔繁森等,把权力看作一种责任,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民心中树起一座永久的丰碑。然而,权力也可以用来为己谋私,甚至祸害一方百姓。少数领导干部在权力面前,经不住考验,栽了跟头。有的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赃枉法;有的利用工作之便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解决群众困难,甚至用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欺压百姓。到头来,东窗事发,身陷囹圄,甚至断送了性命。法网无情,悔之晚矣。

  金钱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可当金钱被贪婪和不义所玷污,使一个人变得贪财求利,欲壑难填,就极其有害了。钱无止境,但生命有止境,人生的价值岂在聚敛钱财?如若贪财求利为子孙,那不是爱惜子孙,而是坑害子孙。还是民族英雄林则徐说得好:“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愈增其祸。”人都有七情六欲,领导干部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可是,面对“美色关”,的确有境界高下之分。近年来,不少有发展潜质的领导干部栽倒在石榴裙下,令人惋叹和不齿。这些人认为“大行不顾细谨”,小事小节可以随心所欲。试想,一个人若管不住小节,怎么能保住大体?克制不了欲望,怎么能抗得住诱惑?见微知著,伟大的人格往往在日常小事中孕育。

  “人情”之于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人与人之间如果缺乏维系感情的人情味儿,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世上有一种“人情”,却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这种“人情”只讲感情,不讲原则,把“人情”看得高于一切。所谓“情大于法”、“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等等,就是这种人情观的集中表现。更有甚者,一些“人情”正逐步演变成糖衣裹着的炮弹,不少领导干部做了“人情”的俘虏。“人情”难却就不再“却”,往往成为不少人堕入深渊的开始!

  为官以德为先。众多“五关”前头的落马者,归结到一点:德差矣。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德”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厚德载物”,领导干部只有以德修身,以德律行,在灵魂深处筑起一道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才能过好“五关”,也才能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反腐倡廉取得明显成效

  党的和共和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革命史、建设史,同时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史可以上溯至共和国摇篮江西瑞金和革命圣地延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反腐倡廉,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就。

  近些年来,我们党开展了“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教育,特别是查处成克杰、胡长清等典型案件起到的警示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能力普遍增强。针对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党和政府及时制定了一大批规章制度,用以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初步建立。

  十年来,我国各级执纪、执法机关坚决按照党中央部署,重点查办党政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以来共有一百五十余万的党员、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分别受到了各级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的查处。其中不乏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李廷家等大案和无锡非法集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厦门特大走私等要案。党心民心为此振奋,社会影响巨大。

  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还着力整治了行业不正之风,标本兼治、纠建并举的专项纠风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打击国道、省道“三乱”;狠刹公款出国(境)旅游;规范政府、医药等采购行为;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遏制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清理和废止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审批、收费项目;民主评议行风等等重大举措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和好评。

  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标本兼治,在加大力度打击腐败的同时,治本工作尤其重要。为此,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军队、政法机关、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了“收支两条线”;建立有形规范的建筑市场;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和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政府公开招标采购;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政务公开;民主评议党政及国企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任前公示和竞争上岗等等,党中央国务院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高效作出了巨大努力。

  我们党和政府在反腐倡廉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如何,今年3月至5月中纪委在全国21个省、区、市进行的调查结果对此有所反映,69.36%的受访群众认为,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74.44%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成效表示认可,68.86%的群众对逐步遏制和克服腐败现象抱有信心。这三个指标比1996年的调查结果分别高出13、12和10个百分点。

  有消息报道说,近几年,“廉政建设”问题在我国城市市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位次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从1997年到2001年,其位次依次是:第3位,第2位,第1位,第5位,第6位。2001年“廉政建设问题”首次跌出前五位,民众关注率也从2000年29%下降为15.4%。专家认为:“这显现出党和政府多年来的反腐工作在民众中收到正面反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彻底遏制,重大违纪违法案件还时有发生。我们的反腐败工作离党和群众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编辑:莫凡)

 

 2004-10-12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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