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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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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领导核心重视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的新命题。但就其所包含的内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来讲,应该讲是一个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并不断解决的老课题了。

  早在1949年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北京之前,毛泽东同志就严肃而又风趣地把进京比喻为“赶考”。到北京去干什么?执政;考什么试?能否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也就是考察有没有执政能力。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席革命能否“和平解决”,“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他告诫全党同志:“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要老老实实地学,恭恭敬敬地学,这样才能取得领导资格,才能增强执政能力。针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建设能力的怀疑,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实践证明,我们党确实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党,是一个定于创造力的党。在建国之初,我们党没有什么执政经验,除借鉴苏联模式外别无选择,于是我们党就一边借鉴苏联模式,一边摸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执政方式,走中国特色的执政兴国之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我们党在实践中的新创造。经过几年的执政实践和探索,我们党在八大对执政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八大是我们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确定了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主要任务的政治路线,表明我们党真正找到了执政党的“感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我们党执政头30年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中的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反思,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问题。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文献,对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论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大、十三大报告以及党章修正案等,都客观地反映了我们党在这个时期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轨迹。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修改宪法和法律,强调依法办事;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在党委“一元化”领导旗号下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确立并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等等,都是我们党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效,表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大大提高。

  党的十三届四中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新要求、新考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我们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了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会结合起来。特别是他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进入了系统总结;在十六大报告中,用新的视野来总结新的实践,得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在执政能力建设上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深入研究政党执政的规律

  探索执政规律,比较各种类型的执政党活动的经验与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己的经验要有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认识。我们过去也不是对别的政党毫无研究。问题只在于,在不少的情况下,我们在进行这种研究时不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是把我们的经验作为标准,甚至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作为框框,来得出主观设定的结论。这就难免把研究变成大批判,很难真正把握规律。毫无疑问,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正因为如此,党的建设才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这些宝贵的经验,今天仍然应当大加张扬。但是,过去的经验不应当成为今天的包袱。应该看到,这些经验有许多是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斗争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发明、创造出来的。其中有今天仍然适用的普通原则,也有完全反映当时革命斗争和计划经济需要的内容。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传统的经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正视今天时代已经并且仍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需要有新的思考新的思路。囿于过去的经验不行,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也不行。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中与时俱进,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探索执政规律,应当特别强调深化对政党政治基本问题的思考。这些基本问题,关乎党的建设的大局和走向。在尚未执政时,我们党对这些问题曾经思考过。但是在执政的条件下,过去的思考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进行新的认识。例如执政党的定位问题。一个现代社会,在政治上的标志无非是,在政治体制中,公民、国家、政党三个基本要素都有自己的准确的定位。在革命时期,公民和国家极度对立,矛盾无法调和。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要么和公民一起反对国家,促进政权的更迭;要么和国家一起对付公民。而在和平时期,政党则往往是在公民和国家之间起沟通作用;一方面,它要反映民意,代表民意监督国家权力的运作;另一方面,它要充分动用国家权力,达到政党设定的目标。执政党更要当仁不让地担起这一职责。当然,在实践中,保持政党的正确定位并不容易。由于国家权力自身的特性,执政党总有被权力吸引而疏远公民的倾向。因此,定位问题,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应当始终予以关注的问题。很显然,这是我们以往党的建设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再如,执政党的作用问题。如上所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国家政权,人民和国家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消失了。这时候政党的作用,就是设法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建立科学的联系。这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建立法治社会,维护国家权威;其次,促进政治社会化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要达到这些目标,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怎样建立科学的权力授受机制﹖怎样对权力动作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怎样拓宽连接公民与国家的渠道,使国家的人民性得到充分体现?怎样促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等等。如果这时候政党越俎代疱、包办一切,管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老百姓作为主人却总感失落,那么无论政党如何努力,也往往是事倍功半,自己不满意,老百姓也不满意。

  应该说,在执政规律问题上,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形成了新的认识。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加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就是这种认识的集中反映。今后执政党建设能否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是否能正确地掌握政党执政的规律和原理,并创造性地把它们动用到党的建设实践中来。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关系

  党的领导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形式、手段、方法和途径的总称。由坚持党的领导内涵所决定,党的领导方式是各级党委对外实行领导的方式,而不包括对内的自身建设中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对党的领导地位的界定,从这个界定出发,我们通常所说的坚持党的领导,其内涵是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惟一的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我国不搞多党制;其外延是实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根据社会主义事业的范围标准,党的领导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党的领导方式包括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实行领导的各种实现形式,主要是通过制定符合和代表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对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政治领导;通过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来实现党的领导;通过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党的领导等。

  党的执政方式是指的共产党执掌、控制和动用国家政权的手段、方法和途径的总称。执政方式所涉及的是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各级党委和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是各级党委通过什么方法、手段和途径来实现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政治领导的问题。具体说,主要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经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而不能以党的政策代替国家法律;应依照法定程序向国家政权机关成功地推荐重要干部以掌握各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人事权;依法定程序使执政党党员参政议政的人数在国家机关中占大多数来实现党对国家政权机构决策的控制;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依法组织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并充分发挥这些机关的作用;通过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牢牢掌握军事权等具体方式实现执政。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有联系的。主要体现在:第一,广义上的领导方式包括执政方式在内,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方式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二,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执政来实现的;第三,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所体现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它要求我们党在领导和执政过程中体现“领导就是服务”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而不仅是控制国家和社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理顺党政关系必须搞清楚的几个问题

  当前,在党政关系的实践中必须搞清楚如下六个方面的问题:(1)党政分开不仅仅是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当然需要党政有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权限,搞清楚哪些事属党管,哪些事属政管,然后各管其事。然而,党与政不仅仅是一种形体上、外观上的分工的关系,而是内在的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关系,单靠党政领导班子或个人的工作分工,不能完全解决全局性的党政职能分开的问题。党政分工的“分”与党政分开的“分”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划分管辖范围的“分”,是原有体制框架内部的工作上的调整,后者是指划分党政不同性质、职能上的“分”,是体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

  (2)党政职能的划分不等于实现了党政分开。党政不分的现象,从静态上表现为职责职能的不清上,从动态上产生于职责职能的实现过程之中,过去,我们离开党政发生关系的过程而静止地看待党政分开,只注重静态的职责职能,而忽略动态的职责职能,结果即使明确了党政界限,也仍然没有能“分”得开来。理顺党政关系,必须完善运行机制,从而不仅从职能、方式上分,而且从运行机制上“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政分开。

  (3)党政关系不仅仅是党与政府的关系。党政关系并不只是党对政府的关系,“政”包括政权机关,应该包括人大。从根本上说,党政不分的要害,首先在于没有理顺好党与人大的关系。党委与人大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然而又不同于行政上的上下级那种命令和服从的统属关系。党、人大、政府三者是党政总体,理顺党政关系,就意味着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党、人大、政府协调一致地工作,形成由政党领导和引导、人大立法和监督、政府管理和执行的程序和格局。

  (4)党政分开不是单纯的党政分权。党政分开固然会涉及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党要从“权力本位”、“权力至上”中摆脱出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所招致的党的权力化、行政化的问题。然而党政分开,不能望文生义地认为就是党政分权,因而单纯地局限于各自的内部事务,党只管党务、政只管政务,甚至认为分割党与政府的联系,使两套机构彻底分立而互不来往、互不干涉,各干各的事,各走各的路。其实,党政分开并不是党政分家,决不是指党的领导同国家政权分开,把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分掉,减弱党的优势地位和领导权威。因为党不是政权本身,党的领导是通过包括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等政权组织的执政来体现,所以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更要密切,更要融洽。可见,党政分开的重点,在于研究和寻找党、人大、政府三方之间带有规律性的相互联系,也就是相关性。我们需要的是,不仅在权限的划分上,而且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和法规上党、人大、政府三方都来共同适应“分开”的要求。另外,领导包含权力,但权力并不完全等同于领导,不能简单地以“权力”的观点来解释党的领导。所以,当前加强党的领导之意,并不是扩大党组织的权力,而是在于切实改善党的领导。

  (5)党政一把手之间的不同意见分歧不等于党政不合。在实际工作中,党政一把手之间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不能一有认识差异或意见分歧,就认为党政不顺、不合;党政负责人之间的矛盾,出现一时不合,完全应该可以通过党内生活和其他形式得到解决。

  (6)党政分开也有赖于政企分开。党政分开是政企分开的前提条件,以党代政一般都会导致以政代企,因为党抓了政府的政务,政府的“饭碗”少了,就必然使政府去代替企业的事权,抢企业的“饭碗”,所以党政分开有赖于而且离不开政企分开。

(编辑:莫凡)

 

 2004-10-12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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