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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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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21世纪初,国际格局仍处在向多极化格局过渡时期,无论是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还是在政治或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进一步发展。其中主要表现为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组合,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化,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经过共同协商,才能得以最终解决。无论最终的国际格局由几极构成,美国、中国、日本、俄国、欧盟等大国和国际力量都将扮演“一极”的重要角色,共同搭建起国际格局的主要框架。

  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在国际关系中不断地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试图按照美国的意志,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宗旨,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单极”世界,阻挠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但是,由于其他一些国家实力的增强,美国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进一步下降,甚至连美国自己也认识到多极化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以英、法、德为轴心,包括欧洲众多发达国家的欧盟,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通过东扩机制,欧盟正在加强军事联盟的力量,争取建立起独立的防务体系,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性,逐步掌握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同时,积极发展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加快政治一体化的步伐,力争在国际舞台上真正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作用,早日成为国际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日本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同时加强了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制定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开始向海外派兵,着手修改和平宪法,重视同中国、俄国、东盟各国、朝鲜等国的关系,争取早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正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加快了向政治大国冲刺的步伐。

  俄国不仅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优良的文化传统,而且继承了苏联的军事实力,是唯一能够同美国相抗衡的核大国。叶利钦在执政后期,逐步调整了倾向西方的对外政策,开始实行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的“双头鹰”战略。普京上任后,进一步明确了俄国在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即民主、强国和富民。在对外政策中,俄国强调加强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外交,巩固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发展同中国、日本、印度等亚太国家的合作,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恢复俄国的大国地位。

  另外,印度、巴西、南非等一些地区大国,以及东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某些地区一体化组织,也都在积极发展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加强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积极推进多极化格局的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21世纪初,“一超”(美国)同“多强”(中、日、俄、欧盟等)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复杂化,构成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中国作为“多强”之一,已同美、俄、日、英、法等主要世界大国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的外交领域,形成了多层次的磋商协调机制。特别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利于中国开展同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构建一种相对稳定而又完整的国家关系网络,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新型国家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多极化就其实质来说,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是20世纪以来人类命运、国家命运发出的最强烈呼声。人类社会在20世纪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也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今天世界各国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无法压抑的主旋律。同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既为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提供了空前巨大的能力,也为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们看到自西方的殖民体系崩溃以来,参与国际事务的力量越来越多,能力也越来越强,少数大国说了算的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总趋势。特别是面对发展失衡、环境恶化、武器扩散、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跨国问题,没有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问题就难以处理,世界也难以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日益由少数大国手中转移到世界各国人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真正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不但成为世界各国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成为推进多极化发展的强劲动力。

  多极化就其广义来说,则意味着世界文明的多样化。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是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世界过去是丰富多彩的,现在也是丰富多彩的,将来必然更加丰富多彩。任何以单一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去规范世界的企图,最终破坏的不仅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且破坏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化,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进步的规律和世界发展的潮流。


  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

  第一,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它属于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依然是引起世界战争、侵略和扩张、国际冲突的主要因素,不过在新时代里有了新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挟强权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新干涉主义”行径。军备竞赛也属于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冷战后时期里,实现有效的、彻底的裁军尤其是核裁军还遥遥无期,却出现了新的军备竞赛的迹象。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当前最为严峻的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随着武器扩散而变得更加严重,并与各种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结合在一起,给国际社会不断带来危害。

  第二,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新的世界大战虽然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但局部冲突却时起时伏。总体上说,局部冲突的根源在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具体原因是民族、宗教、领土边界、资源等因素而引发的争端。局部冲突是引起世界紧张局势的重要根源。

  第三,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的分裂和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一边是北方发达国家财富不断积累,一边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南北贫富之间的差距呈“数字鸿沟”。这种状况是与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相违背的,也是产生国际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

  第四,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困扰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越了国家的范围而演变为全球性问题,诸如环境和生态问题、国际毒品问题、难民问题、国际犯罪问题、艾滋病问题等等,给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挑战,这些问题彼此交织在一起,本身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引发人和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加入WTO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1、经济安全

  首先,民族工业将面临国际性市场竞争的严峻考验。加入WTO虽然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企业将受到巨大冲击。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尚未做好加入WTO的准备,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运行方式、游戏规则不甚了解,再加上我国企业存在规模小、资金缺乏、产品无特色、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竞争力弱等弊端,因此,加入WTO后,民族工业将面临国际性市场竞争的严峻考验。此外,我国的产业体系存在着行业条块分割、整体效率低下、竞争能力不强、技术含量不高等弊端。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各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世界出口比重达一至三成,但高技术产品出口却不到世界总量的4%.中国加入WTO后,这一问题将更加严峻。当我国的传统产业体系不得不与世界产业体系全面接轨时,我国一些企业可能会因此而倒下,有些可能会被外资并购和整合;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有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其次,金融安全面临着严峻考验。目前,我国金融业中隐藏着较大的风险隐患。例如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一些地方金融市场秩序混乱,证券、期货市场运行不够规范,金融犯罪特别是金融诈骗犯罪日益突出等等。尽管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确定了5年的过渡期,但由于中国金融行业整体的脆弱性、中国金融运作体制与世贸组织所主导下的国际金融通行规则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等因素的长期存在,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2、政治安全

  首先,经济安全决定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安全,经济安全受到冲击的后果之一就是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要受到连带影响。政治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则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证。每一个国家,只有在其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受颠覆和危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和谋求对外经济利益。

  其次,加入WTO对各级政府带来的挑战。加入WTO的本质是政府的承诺,承诺遵守世界通行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加入WTO,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政企分开,决策透明化,管理规范化、法制化。但是当前许多政府机关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管理经济的模式等方面与加入WTO后的新形势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3、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异国有害文化的渗透和侵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不断加大“和平演变”、文化渗透的力度。一方面,他们通过新闻媒体以及交流几乎不受地理意义上国界限制的网络,构筑对华文化包围圈,全方位、立体化的加强文化攻势,宣扬美化西方的人权、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在经济、文化、宗教交流中进行文化渗透,其本质就是要通过文化殖民,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通过“麦当劳”式的“文化新殖民主义”,传播西方价值观、西方的民主、人权,鼓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企图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失去精神支柱,失去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化自己的同时,通过支持出版政治性非法图书,污蔑破坏我国领导人的形象,极力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最终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透的力度会不断增大,其渗透的途径会更加多样,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会更加激烈。此外,加入WTO之后,新闻、广电部门将部分地开放电视、出版、电讯,外资也将进入中国的网络领域,一开始可能问题不大,但长久下去,肯定会造成大的文化环境的变化。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4、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中国国家信息安全度不高。在近期公布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显示,在信息安全度的9个级别中,我国仅为5.5级,处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我国在硬件方面受制于人,CPU芯片和网络系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生产商手中,为网络易遭境外攻击留下漏洞;国内大量使用进口的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但这些进口的设备是否埋伏着“芯片特洛伊木马”尚不得而知。此外,我国大部分软件存在安全隐患。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很大;在信息安全技术方面,我国也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些无疑会增加我们保卫国家信息安全的难度。

  其次,信息技术的进步扩大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和内容。加入WTO之后,美国、日本等国家都要进军中国IT产业,市场竞争因此变得越来越激烈。

  其三,信息技术手段的进步和全球电脑网络的发展正在使经济情报的窃取活动变得更加方便。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外国商业间谍使美国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对美国国家安全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像美国这样技术领先、在新型情报战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尚且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没有理由高枕无忧。

  5、社会稳定方面的安全

  当前我国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在我国加入WTO之后的初期可能会更加突出和加剧,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的稳定大局。

  一是失业的巨大压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负。具体表现在:第一是失业总量有可能增加;第二是就业结构的矛盾将非常突出。据估计:“农业就业减少996.2万人,汽车产业减少49.8万人,机械及仪器业减少58.2万人,食品加工业将增加16.8万人,纺织业将增加282.5万人,服装业将增加261万人,建筑业将增加92.8万人,服务业将增加266.4万人,合计减少1074.2万人,增加就业人数919.5万人,减少就业合计达154.7万人,这还不包括目前已经存在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另据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3%的失业人口仅仅属于登记失业人口,事实上还存在着一个隐性失业人群,加上国有企业约3000万的冗员,那么,未来的就业压力会更加严峻。

  二是收入不平等性与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收入不平等性在迅速增加。近几年我国许多城市的贫困职工为争取自身权益和发泄不满而引发的各种社会不稳定事件频频发生,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带来的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保险机构尚不完善,社会救济金水平较低,有许多地方尚存在无钱发放的情况,社会保障机制起不到社会缓冲器的作用。加入WTO后,社会保险机构和保险机制在外国保险机构的冲击下,容易出现倒闭的危险,引发人民的不满。

  四是社会管理职能弱化。改革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出现分化,自由职业者如影视个体户、各类经纪人、自由撰稿人、白领打工族以及职业股民越来越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这些人远离组织管理,容易接受自由化倾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较难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目前在对他们进行社会管理方面还缺少必要的手段,难以控制将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6、人才安全

  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人才竞争大战正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利用固有优势从发展中国家掠夺人才。目前,中国的人才流失已经越来越严重。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移居美国的本科以上的各类专业人才已达45万人。从1978年至1998年底,我国累计有32万人出国留学,已回国工作的大约有11万人,尚有20余万人滞留国外,其中60%以上在美国。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登陆中国的三资企业、跨国公司,以优厚的工资待遇、住房、出国旅游和技术培训为诱饵,吸纳国内人才在国内“出国”,成为外国公司的本土雇员。加入WTO之后,外国公司、企业对中国市场会更加趋之若骛,加紧与我国企业的人才争夺。


  我国国际战略地位和作用

  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美国不太敢小看中国”,这是江泽民同志对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新判断。在这里,江泽民同志虽然没有用“极”的概念,但中国是走向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却是上述判断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关键在于其参与国际事务并积极影响其他行为主体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能力。早在7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中心力量”理论。冷战结束后,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期待的那样,步苏联分裂和崩溃的后尘。恰恰相反,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主动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国不仅在亚太地区,而且在全球性国际事务中不断“有所作为”、扩大影响。邓小平同志于1990年3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中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极。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和重要力量。这是江泽民同志对中国国际作用的新概括。他指出,中国的发展意味着和平力量的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这是由我国所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熏陶中,铸造了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珍视和平的精神,也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因此也就有了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使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参加军备竞赛,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的铿锵誓言。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同志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介绍中国的情况,总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开诚布公地向各界人士谈到我们的不足。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按人均计算,仍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进一步实现现代化,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现代化的程度和军费开支仍处在低水平。”江泽民同志所谈的这些问题是客观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于外国人正确认识中国和中国人认清前进道路都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莫凡)

 2004-10-12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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