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在短期内将加大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尽管有序复工并实施有效政策恢复经济是重要的，但为了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逆转长期向好发展的趋势，有必要从战略上重构中国的投资策略与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实施救助计划与投资扩张政策尤具必要性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国也为此推出了“四万亿”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于中央为主投资，再加上地方政府和企业配套，该计划最后变成了30万亿的庞大规模投资。尽管大量投资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更多研究强调，政府的经济刺激也带来了不少负向效应。事实表明，“四万亿”计划主要是通过放松地方政府金融约束来实施的。管制放松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表外业务”即创建融资平台来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进而通过新渠道支持“关系”企业发展，使得投资资源从有效率企业流向无效率企业，由此带来了产能过剩、高杠杆、僵尸企业等一系列后遗症，并导致资源错配以及长期经济发展恶化。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近期有关加大投资的呼吁越来越多，甚至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再次果断出台“四万亿2.0”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以维护就业和社会稳定是必须的，因而实施救助计划与投资扩张政策尤具必要性。

　　2.宏观政策目标应从经济增长最大化转向社会风险最小化、从“为增长而增长”转向“为福利而增长”

　　问题是如何投资。伴随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不仅收入不平等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而且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养老难等若干民生问题也不断积累。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暴露出医疗保障不足、储备能力有限、应急管理体系不健全等众多问题。应该承认，以往中国经济选择的是一条以谋求增长率做大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然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发展为民，就是要全面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民生需求。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启示是，GDP并不能对付病毒，更不能化解因疫病蔓延所带来的恐慌与心理创伤。这意味着，从经济增长最大化转向社会风险最小化，应该是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转换。因此，从“为增长而增长”转向“为福利而增长”，意味着未来投资重点调整与发展格局转型的必要性。

　　3.变“投资—外需—贸易”为主线的增长导向型外延发展方式为“投资—民生—内需”为主线的安全导向型内生发展模式

　　必须对未来格局作出清醒的判断：第一，与传统的突发公共事件不同，由病毒引发的传染病不仅具有突发性，而且极具外部性；第二，城市人口的集聚性与交通便利带来的流动性，将大大加剧疫病传染的规模性与广泛性；第三，病毒的进化与变异性，决定了疫苗与药物研发的滞后性，从而使人类进入到一个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频发的时代；第四，鉴于对病毒的防控艰巨性与疫病暴发的国际连通性，必将令已经被贸易保护主义所逆转的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式微。疫病全球化也必将超越经济全球化。这意味着，我国过去以“投资—外需—贸易”为主线的增长导向型的外延发展方式，必须转向以“投资—民生—内需”为主线的安全导向型的内生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是由投资与需求所决定的。而包括生态安全在内的民生产业，不仅能够成为投资引爆点，而且有助于内需空间的有效拓展。特别是发展教育、医药制造、医疗卫生健康、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产业，既是投资刺激，也是内需拉动。研究发现，政府的民生支出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而且能够有效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重要的是，第一，民生财政支出有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并进一步推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二，加大民生产业的投资，不仅可以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而且能够通过风险规避降低生活成本来缓解因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公共教育一直被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对1978—2014年中国投资贡献的分析发现，固定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的积累效应来推动经济增长，而政府的公共教育与研发投资，则主要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显然，从经济增长与公共安全的目标相容来说，扩大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文化体育、应急保障等领域的教育投资是当务之急。

　　公共卫生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人均公共卫生事业费每增加1%，能够分别带来人均GDP大约0.21%、0.13%和0.96%的增长。不仅如此，公共卫生投资还具有纵向和横向的溢出效应。中央对地方的卫生转移支付每增加1%，地方政府投资会增加0.71%；当相邻省区政府的卫生支出提高1%时，能使本地政府支出增加0.46%。更重要的是，一旦将环境、伦理和政治方面的因素纳入到广义的公共健康安全，将意味着极为广泛的投资空间与增长潜力。

　　社会保障水平是促进内需市场扩张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受阻、出口疲软、公共安全事件频发以及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尤为重要。分析表明，城乡居民获得基本社会保障，其家庭消费的收入弹性将提高0.203—0.486；政府对农村和城镇医疗保险上的投资则可分别撬动2.36倍与4.16倍的家庭消费；新农保缴费额度每增加1倍，农户消费支出提高约5.9%。因此，强化社会保障不仅可以降低居民未来的不确定性，弱化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有利于释放潜在消费意愿并拓展市场容量。

　　广大乡村是扩大投资与消费的最大增长点。一个日益城市化和相互连通的世界正面临着来自新兴传染病的巨大威胁，而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凸显的“城市脆弱”，为转变以城市为中心的增长模式，推进中国的农村城镇化提供了契机。一个有效率且能够规避风险的新型城镇化模式，不仅有助于通过减少人口大规模跨区流动来弱化生物风险的影响，而且能够通过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对全国县域数据的分析表明，县城的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的比值会降低9.6%。农民在本地的非农就业，会使其家庭消费总额比务农家庭显著高出15.5%—28.2%。民生投资的下沉不仅可以强化县城与中心镇的增长极作用，激发农村活力，而且能够强化其生态安全与社会安全的“稳定器”功能。

　　危机也是机遇。新冠肺炎疫情不可能改变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势头，反而倒逼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经济体量大，而且消费意愿强，有着足够的投资空间与市场容量。在继续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策略，重构发展格局，通过市场激发活力、政府扶助民生，将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原载《南方日报》2020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