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关系实践活动的系统反映和理论概括。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较多地掌握着话语权。与其相比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使命担当,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为世界更好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指出了全新道路
国际关系理论为我们观察国际事务提供包括概念、假设或变量在内的分析系统,用以描述、解释、推断、预测和规范国际关系的各种现象,得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团结、繁荣的世界的理想和价值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人类社会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进行了全新探索。
各种理论思潮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因大国均势政策维持的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破,给人类带来历史上空前的灾难。这就给当时的人们提出了非常迫切的问题,人类怎样才能不再重复灾难性的战争错误。从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西方问世。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应运而生。
理想主义学派认为,人性本是善良的或是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而变好的。这个道理延伸到国际关系中,可以推测出国家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改变,并乐观地期待主权国家放弃强权政治,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相信,把自由民主的价值推广到欧洲和世界是消除战争和冲突的根本途径,按照人类理性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可以使世界不再是实力政治下“野兽出没的丛林”。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快宣告了理想主义理论的破产。现实主义理论应运而生。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大致可概括为:人的私欲和生存意志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的意志”,国家的权力便是这种人的权力意志的扩大;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组成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毫无例外都在追求权力,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各国在对外目标上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冲突与斗争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特征,它遵循的是“自助原则”,国家最终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权力与利益是影响对外政策的核心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权力与利益的重要性超过道义和理想的重要性。
20世纪中期以后,冷战格局从总体上说依然在延续,但国际关系出现了分化,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逐渐呈衰弱之势,全球经济联系和区域整合不断发展。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逐渐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两种主流理论并存的局面。
新现实主义也相信国际政治的主导逻辑是竞争和冲突、战略争夺和战争。其对国际合作往往持消极态度,认为国际合作很难成功,也很难维持,合作大都依赖于国家权力。
新自由主义与以前的理想主义在关于世界进步和改革的可能性上有共同点,但摒弃了后者的乌托邦主义色彩。新自由主义认为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武力不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全球相互依存、经济技术合作正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和机制,人类能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局面,诸如建构主义、霸权稳定论、软权力论、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多或少影响着相关国家对外政策。认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了解其看待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揭示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宣传好、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一理念顺应时代潮流、直面现实问题、回应各方关切、符合各国利益,体现了中华文化“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的思想,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向往和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谋和平与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展现了大国领袖的世界胸怀和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提出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方面,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容。
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国家应该追求最大化的权力和利益,国际社会中的自由、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现实中,各国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为追求强权和优势,必然会侵害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即使建立了国际合作,但这种以追求权力为基础的合作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因而也是不能持久的。国际摩擦甚至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与现实主义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国际安全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的做法,主张“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这与现实主义强权政治的逻辑是根本不同的。
理想主义强调国家合作和国家间利益调和。但主权国家在涉及利益冲突等因素影响下,如何达到利益调和?面对大国强国打着民主、人权、合作的旗号干预弱小国家内政、损害其核心利益的行为,理想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给出科学的解决方案。面对现行国际秩序、规则、法律平等性和公平性不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可逾越的壁垒,西方理想主义学派有的选择视而不见,有的片面强调遵守现行规则。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此深感不满,这种理念和模式无法适应和引领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必须看到,不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合理的部分的国际合作,就会沦为发达国家压迫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越深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越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主张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旅游、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各领域加强了合作,形成国际合作新空间,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很多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当今世界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合作典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呼声,鲜明地展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三、宣传好、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宣传好、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是讲好中国故事,赢得世界各国强烈共鸣。宣传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能仅满足于理念的传播,要紧密结合中华民族改革创新的伟大实践,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要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优势讲清楚,在利益上、情感上、文化上赢得世界各国的强烈共鸣。针对有些国家、国际组织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甚至“诟病”,应增加对话,架起沟通的桥梁,包容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和异质性,尊重多样性,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好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各自的发展振兴梦想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使更多的国家和行为体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中来。
二是形成宣传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大合力。应着力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传播体系,深化推进对外宣传部门的协作和优势互补,讲好中国在重大议题中贡献世界的故事,用实际行动、真实故事阐释、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在做好元首外交、政党外交、官方媒体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同时,应注重发挥智库、学校等各类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大人文领域的交流,切实开拓出多方参与的公共传播新路径。
三是创新传播手段,拓展传播范围,提升传播效果。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为我国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要特别注重发挥信息化对宣传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网络空间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平台。除官方渠道外,快速发展的新媒体平台也提供了良好契机,对外传播方式需要进一步创新,注重与国际传媒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不做“被缺席的讨论者”,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正“走出去”。要紧密结合国际社会关切热点,当前世界各国正在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要把握好时度效,提升宣传效果,让国际社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好地凝聚国际社会共识。
原载《南方日报》202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