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记者５月２８日电（韩淼　李云路　刘斐）“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在河南考察时这一表述，被认为释放了中国领导层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研判和态度。“新常态”亦成为本周国内最火的词汇之一。

　　 “新常态”本身亦是一个新的经济术语，发端于美国，后被学者引入中国，意义几经演变。

　　 美债券大王“创造”——形容金融危机后的发达国家

　　２００９年初，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ＰＩＭＣＯ）的两位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用“新常态”一词来归纳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变化。

　　他们给“新常态”划定了几个特征：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同时，他们强调，“新常态”指的是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

　　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如ＣＮＮ、彭博、《时代》、《福布斯》、《纽约时报》等都探讨过“新常态”的话题。“新常态”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概念，并一度超越了原有的范畴，被借用于商业、宏观经济等多个领域。

　　然而，或许“债券大王”格罗斯认为这个词已越来越偏离他们当初设定的意义，今年５月中旬，ＰＩＭＣＯ又提出了“新中性”的概念，全面替代“新常态”。恰在此时，“新常态”在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中国学者“拿来”——讨论国际经济形势赋予本土内涵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２０１２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大衰退可能是未来五至十年的新常态，也就是美欧将无法走出政府债务负债过大，投资回报率不高，风险非常巨大，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失业率非常高的国际经济新常态。

　　林毅夫的这段论述与ＰＩＭＣＯ“新常态”概念有一脉相承的印迹，代表了中国学者使用“新常态”的一种主要情境——讨论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家李扬对于“新常态”的概念阐述也属于这一范畴。

　　 另外一些学者则将“新常态”带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语境，为之赋予了本土化内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在２０１２年一篇专栏文章中，阐述了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大变化：较低的经济增长、较高的通货膨胀、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加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更为激烈的经济周期。他还特别明确地提出，“７％至８％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并称“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决策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放弃单纯追求ＧＤＰ增长的政策目标。”

　　黄益平的这一提法得到了他在北大国发院同事姚洋的支持，以及中信证券、安信证券等金融机构的认同。“新常态”的中国意义已初具雏形。

　　习近平表述——对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判断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提及的“新常态”，是这一词汇首次出现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说，这反映出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基本判断，不仅是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出发，而是从中国发展的中长期态势出发做出的基本判断。强调新常态，重在强调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北京大学教授卢锋也认为，“阶段性特点”是“新常态”的要义。“新常态”不是不变的“常态”，而是对于一些已形成共识的“阶段性特点”的概括总结。这些共识包括：中国仍然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但增长速度减缓；增长基本面的条件好，但是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前期累积的失衡因素迫切需要调整。

　　虽然习近平的表述并未就“新常态”的具体内涵做出说明，但结合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主持政治局会议等场合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分析者认为，这应该是中国执政者容忍经济放缓、坚持改革、坚定转变发展方式的再一次明确表态。

　　在指出“适应新常态”的同时，习近平强调，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种面对问题仍有定力和主心骨的“平常心态”，正是当下经历经济增速放缓、改革攻坚和结构调整阵痛的中国最应秉持的一种态度。

　　（原标题：“新常态”来源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