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需要我们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下好改革这盘棋。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指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这就意味着要以改革激活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激发内需市场活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把握“一带一路”机遇，从而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激活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抓手。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水区、攻坚期。只有通过对财税、利率、户籍、土地等基本资源要素等的改革，才能激活新常态下城镇化的巨大发展动力，化解诸多矛盾和问题，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税收改革要向抑制“两高一低”产业、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方向倾斜，通过税收改革，将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绿色生态经济的发展。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实现经营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提升我国绿色、生态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着力化解地方性债务风险，一方面要避免把新型城镇化建设误认为是“造新城”，导致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资金，增加财政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改革，将大型国有企业、银行、事业单位的收入充实到社会保障基金中，弥补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财政不足问题。这样就化解了地方性债务风险，提升了城市的承载力，改善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从而为农民工进城和户籍大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激活新常态下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必须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根主线，正确引导虚拟经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实体经济需要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发展实体经济绝不能简单地依靠财政投入来增加制造业的总量，而是要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来增强实体制造业的竞争力：一是要巩固和强化传统产业的某些环节和优势产业在技术、产品质量、品牌、环保等多方面的既有优势；二是要努力在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角逐中抢占制高点。
发展实体经济需要深化金融体系改革。要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同时，支持金融组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提高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要防止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和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
激活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市场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改革来激活创新驱动的活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为紧迫的是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让全民创业创新浪潮喷涌而起。政府要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等领域加强统筹和协调，集中力量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
激活新常态下内需市场的发展活力
在外需低迷、内需不旺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一定要加大改革力度，激活内需市场活力，未来要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下，通过结构性减税、营改增扩围等手段，配合收入分配制度等改革，尽快启动内需引擎。
一是通过结构性减税激发内需活力。结构性减税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其效率和影响大于公共支出扩大。因此，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来换取经济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激发内需活力。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要加大公共支出对民生的投入力度，增强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和扶贫济困工作的支持力度。三是采取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精准微调。
激活新常态下生态文明的发展动力
激发生态文明建设活力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发展主攻方向，不能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要强调宁可发展速度慢一点也要结构调整得快一点。同时，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构筑高端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现代都市型农业；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节能环保服务业等环保产业，推动产业集约式发展和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努力打造我国经济的升级版。
激活新常态下“一带一路”的发展动力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轮开放和“走出去”的战略重点，将助力中国“走出去”。新的区域合作意味着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便利的贸易渠道，更少的投资壁垒和更低的投资成本。这对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增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均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