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创新驱动力的增强带动经济增长，让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常态，构成一个以珠三角为核心、各市围绕核心区以一定轨迹运行的产业“星系”

　　经济发展有其阶段性，每个阶段都有自在规律和运行轨迹，会形成阶段性的稳定均衡。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即是指我国经济运行开始跳出前30多年的运行轨迹和均衡状态，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均衡。促成这种“常态”的转换既有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环境和走向的影响，更是我国由中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总体上处于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型的阶段，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稳定、快速的增长“常态”。而当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的产业结构不但难以继续起到支撑作用，甚至可能转化为负面影响，需要加快构建与高收入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随着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条件将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明显有别于之前的趋势特征

　　要素成本稳步提升。在中低收入阶段，我国生产方面的主要优势是要素成本低，所以形成了一种通过低成本要素组合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而在迈入高收入阶段过程中，我国要素成本优势开始逐渐丧失。首先，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常态性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其次，随着老龄化加快和人口抚养比提高，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等支出大幅增加，储蓄率将逐步下调，投资率也将趋于下降。再者，随着可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减少和人们对生产、生活环境要求不断提升，我国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环保约束性也越来越强。依靠人口红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需求结构中高端化。收入结构是影响需求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后，总体消费水平显著提高，1959年—2000年，美国的个人消费开支年均增长3.6%，消费开支在国内总需求中的比重达到65%；同时，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食品消费支出由1960年的24.4%下降到1998年的13.5%，而以发展、享乐为主的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住房、汽车、休闲娱乐、投资、旅行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随着我国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恩格尔系数对消费结构的作用规律将表现得更为明显，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随之步入高额大众消费阶段，高档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汽车拥有量将进一步增长，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相应地汽车制造业、电子通讯业、旅游和闲暇消费业等行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和主要经济增长点。

　　供给重点转向公共品领域。在中低收入阶段，商品短缺，供给重点是竞争性商品。随着我国成功实现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转型，竞争性商品也实现了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转变，甚至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与商品经济走向买方市场截然相反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当前开始面临着社会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问题。一方面表现为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品供给的总量规模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城乡公共品供给严重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同时还表现为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公共品需求供给不足，制约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因此，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公共品的供需矛盾将成为“新常态”，社会供给重点领域将由竞争性商品领域转向公共品，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将是重点。

　　适应新常态，要求构建迈向高收入阶段的产业结构

　　一是要实现由追赶型发展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接受低要素成本比较优势丧失，追求基于创新的适度增长和稳定发展；二是要实现由低成本竞争向质量、品牌竞争转型，在消化过剩产能的基础上推进产品更新换代，迎合人们收入提升后需求结构中高端化的趋势；三是要实现地方政府竞争由GDP向公共品领域转型，政府考核指标更加偏重公共服务，政府服务更加注重民众的幸福感受。

　　针对广东而言，面对新常态，一是要接受政策优势不断弱化的现实，走出政策依赖，依靠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创新驱动力的增强带动经济增长；二是要坚持不懈地在发展中促转型，在转型中抓发展，让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三是要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投入，各市根据接受珠三角辐射情况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从而构成一个以珠三角为核心、各市围绕珠三角核心区以一定轨迹运行的产业“星系”。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