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提出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强调今后的发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本文从群众路线角度，分析了不走群众路线，不尊重群众和群众的创造性，就会走上封闭僵化老路或改旗易帜邪路的必然性，并从解决具体问题、制定政策法规、选拔领导干部三个层面强调，只有全面深入走群众路线，才能未完成全面建功小康的战略任务。

　　关键词：群众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老路；邪路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更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就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机制与社会发展的主体承担者两个角度，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过程和力量源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不适应、不协调的现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只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其矛盾的性质已经不是对抗性的了。实践证明，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群众路线已成为法宝。

　　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和人民群众观出发，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出的各种不适应不协调的方面，需要坚定地依靠群众，通过走群众路线，加以认真地解决。如果离开了群众路线，仅凭主观意志，我们就无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无法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最终将会偏离中国特色社会道路。其结果必然不是走向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一、不走群众路线就可能走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

　　会不会走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并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一切只从马列主义的本本出发，不尊重群众和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创新性，我们就必然会走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

　　1．只尊重马列经典不尊重群众，必然导致改革回到老路上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表现，更多地反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不够统筹不够协调上。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化、生态环境破坏等现象，使广大民众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如何才能正确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这些大量负面不良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呢？一些人从对马列经典的教条理解出发，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偏离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老路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回到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老路去。在这些教条主义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已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或复辟的道路，是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背叛。

　　这种认识，之所以我们说它是错误的、有害的、极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虽然对目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不满意的地方，但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却是真心地拥护，坚决地支持的，因为改革开放使广大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广大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巨大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人民生活的总体幸福程度和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因此得到了巨大提高，而这正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义。如果只强调尊重经典，只强调马恩经典著作中的一些个别论断，不尊重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简单地将我国一些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到改革的一些举措与马恩经典中的一些个别论断不相符上，不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与社性的变化，就必然会得出改革是向资本主义投降复辟的结论，就必然会要求停止改革，就必然要求倒退到五、六十年代曾经实施的“一大二公”的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道路去。如果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不尊重群众利益，凡遇问题和矛盾动辄喜欢从马列经典字句中教条地寻找答案，这种要求回到过去的主张就很容易趁虚而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走回到旧模式中，走回到老路上。

　　2．运用马列经典要注重立场观点和方法，更要尊重群众的创造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长期最具危害性的一种思想和政治路线正是这种极左的教条主义。新中国成立前，极左路线就曾对革命力量带来过极大损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改革开放前，这种极左的教条主义也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其实践结果是把社会主义推向了封闭、僵化、贫穷的道路，而改革开放也正是从打破以“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模式开始的。需要指出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所应具有的公有制和有计划生产的基本经济特征。但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首先有一个过渡阶段，其后是社会主义阶段，最后才能走向共产主义。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也不可能十分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每一阶段公有制与计划生产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些具体有效的实现形式，只能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在各领域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找到。

　　所以，学习和运用马列经典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问题，只能从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不能拘泥于经典著作中的具体字句或具体论断。只有通过教育、培训和学习，让广大干部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来认真分析各阶段、各领域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激发广大群众的创造性，才能真正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不走群众路线就可能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

　　同样，会不会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也并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一切从西方的经验和做法出发，不尊重群众和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创新性，我们就必然会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

　　1．盲目羡慕西方不尊重群众，必然导致改革走向全盘西化

　　　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二战后曾经有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高潮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但到了上世纪末，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又进入低潮期，目前世界上还继续明确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已为数不多，而且在发展的具体模式和道路上也不尽相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还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上还充满着各种考验。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上一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势力纷纷宣布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进一步的全面胜利。

　　我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一度也陷入封闭、僵化的困境，但最终通过改革开放，大力推进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可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由于我国最大的改革是体现在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到市场经济模式，因此，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旦出现较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总会有人怀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能行，有得干脆提出解决现在社会问题的最彻底的办法只能是“全盘西化”，即不仅在经济上要像西方资本主义一样搞市场经济，而且要在政治上也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做法，要搞三权分立，搞议会政治，搞多党轮流执政。如果我们真得这样做了，那其实就是盲目照抄照搬西方，不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不尊重人民群众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我们的改革就会滑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最终将必然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

　　2．学习西方成功经验要考虑国情和社情，更要尊重群众的创造性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危机与困境，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和困境，其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也一直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因此，今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经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所亲身体验到的有很大不同了。在一些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根据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了现代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已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看到的那样充满着激烈对抗性的情形了。在一些相对发达、相对民主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有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还通过议会斗争获得了影响国家政治的力量，能够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如制定法律法规等；有些工人阶级的政党还成为了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机器，有能力对社会广大民众，包括工人农民等的生活水平提高制定相关政策。在这些国家，其实早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剥削性、不公平性已经大大减弱，而社会的和谐性却相对增加，其中一些国家已经先后发展成为了福利国家。由此，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或设想在这些国家已经有了相当大程度的增长。这或者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在一些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预言的实现。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在解决其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和经验，毕竟其基本矛盾的这种缓还是属于暂时性和相对性的，从本质上看其依然属于对抗性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方面的一些成功做法，许多也只能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和社情，我们可以从借鉴的角度将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介绍到我国来，但千万不能生硬照搬，只有把这些做法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理论让群众掌握，再与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最终通过群众在具体广泛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学习的方式方法，才能有效地借鉴西方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反之，如果一切总以为“西方的月亮圆”，在改革中总是让小数掌握权力的人和部门有选择地、生硬地采取西方的做法对我国现行体制进行改革，其结果只能是使少数人和少数部门获得利益，而人民群众的利益则将严重受损，这种改革就会离我们改革的初衷越来越远。只有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通过广大人民的具体实践和创造，才能真正做到既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

　　三、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切实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党的十八大要求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事业，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主义道路前进，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并提出了努力完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又借鉴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通过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让群众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成功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力，并汇聚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力量。具体来说，就是要在解决具体问题、制定方针政策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拨上要全面地、彻底地走群众路线。

　　1．解决各类具体问题时必须走群众路线

　　我国现阶段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的各类大小问题，往往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只有通过开展群众路线，大搞调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正途。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最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方法，在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时，总是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着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再三再四地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强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坚决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解决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要像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一样，通过深入群众，通过认真搞调查研究，了解各具体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不同阶层、群体的影响，最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找到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解决方案。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的作风，反对不搞调查研究，或只搞形势主义、只搞走过场式的调查研究，就轻率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方法的做法，特别是要坚决反对动不动就拍脑，下命令的工作作风。

　　2．制定各类政策法规时必须走群众路线

　　目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各领域之所以问题较多，许多是由于政策法规的制定脱离实际导致的，也有的是由于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过去的政策法规还没有根据现实的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导致的。在许多领域、许多地方，还存在着大量不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甚至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政策法规。要解决这类社会矛盾和问题，其根本方法只能是我们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从政策法规制定者的个人主观意志出发，不从政策法规制定部门的部门利益出发，切实反映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特别是要反映利益相关群众的合理诉求。只有这样，我们制定出来的政策以及对政策进行的有关修改，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理解、拥护和支持，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和执行；只有这样，我们的政策法规才具有真正的威严，人民群众才能心悦诚服地去自觉遵法守规，社会上有法不依的现象才能大大减少。

　　3．提拔各级领导干部时更要走群众路线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的任务，离不开各级党委、各级政府来领导组织实施。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者，一方面要具备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素养和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知识，另一方面能深入理解我国现实社会发展和变化，同时还要与人民群众具有浓厚的感情，特别是需要在工作方法和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都是走群众路线的“高手”。这样的领导干部，只能在真正实现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民主条件下，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才能从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脱颖而出。党管干部作为我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如果我们只是把它挂在口头上，把它当成一种形式，而实际上却搞成了“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干部”，其后果必然是，层层选拔出的领导干部，大多只会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这样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在解决问题、制定政策法规时就不会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更多地只会考虑上级的利益、部门的利益，甚至是小宗派、小团体的利益。这样的领导多了，必然使我们的政策法规逐渐脱离实际，逐渐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最终必然使我们党和政府逐渐失去民心，其后果必然是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而要跳出这个周期律，我们只能象1945年毛主席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窑洞对”时所说的，我们只能靠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让人民监督的一个最有效机制就是让普通党员、让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选择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人的权力。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更民主，这才是符合马列主义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理念，才能让人民公仆永不变色。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我们反腐防腐的任务更重了，相应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步伐更需加快。正因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断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本文为作者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南方网编辑：郊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