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当前，我国人口数量进入负增长时代，人口结构进入快速转型变化阶段，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明显。通过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至关重要。
从战略高度全面系统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8.87%增加到了2023年的15.4%，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2023年底65岁以上老人达到了2.17亿。人口老龄化程度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会继续加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不会很快改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总量逐年下降，老龄人口数量和占比逐年增长的状况是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制定我国社会、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条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全面系统的举措。人具有多重属性，是家庭中的人，也是社会中的人，还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因此人口老龄化也会从家庭、经济、社会等多维度造成影响，带来多重机遇和挑战。同时，人的一生从婴幼儿、童年、青年、成年到老年各阶段密切相关、相互影响，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社会也由各年龄段的人群组成，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必然是对人全生命周期的影响，也需要全生命周期的应对措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其根本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高老龄人口的民生福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把发展作为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措施，通过高质量发展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通过发展银发经济使经济活动适应老龄社会的到来，通过积极老龄化挖掘老龄社会的红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老龄人口的主人翁精神，使家庭、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形成合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不断改革创新，通过改革克服挑战，通过改革抓住机遇，促进制度政策、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更好地与人口结构相匹配，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
发展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也是世界人口变化的重大趋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首先思想观念要更新，树立积极健康的老龄观。早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倡导积极老龄化概念，老年人口不仅是被赡养的“负担”,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积极老龄化，着眼于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保障三个维度，是健康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强调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文化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基于此观念推动社会形态的发展和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立，这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基础。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键要破解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进高质量发展。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劳动力的减少，人口红利的消失。应对人口老龄化，通过高质量的人口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就要有的放矢。第一，采取多重措施增加劳动力供给，延长人口红利，例如推行弹性退休年龄，通过养老金制度设计和市场机制，激励劳动者延长劳动年限；出台针对性措施提高女性与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充分释放农村人力资源的潜力。第二，以人力资本和技能红利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逐步把幼儿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免费义务教育体系，健全和完善在职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加强对农民工群体和低龄老年劳动者群体的培训等。第三，改革户籍等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优化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使产业分布与劳动力分布更加匹配。
积极发展银发经济，为老年阶段做好准备，形成与老龄社会相适应的商品、服务、产业、经济和民生生态。人口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也是经济社会中的主要消费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府和市场要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推动服务老年人的民生事业发展，解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和急难愁盼；通过市场激发银色产业的发展和兴盛，促进事业产业协同，加快银发经济规模化，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增进老年人福祉。
围绕人口变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根据人口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建立人口、社会、经济政策相互衔接协同的政策体系，以达到保持适度人口规模、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利用人口资源、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目标。
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完善婴幼儿和青少年服务和政策体系，可以达到多重效果。其一，通过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有利于充分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提高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其二，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青少年发展专业化、规范化、普惠化，有利于下一代人口质量的提高，以人力资本红利、人才红利和技能红利化解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影响。同时这些政策还起到缩小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的家庭和个体差距，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有利于从根源上消除阶层固化、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最后，由社会提供专业、规范和普惠的婴幼儿照护、托育和青少年发展服务，可以大幅降低父母在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时间，优化父母的时间利用，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生产率，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源。
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表现是老龄人口占比的变化，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8.6岁。但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确立后，一直保持稳定，没有进行大的调整。在人口年龄结构和预期寿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不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必要进行调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综合考虑了人口、制度和劳动者三方面的因素。与法定退休年龄最相关的就是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其可以通过分散风险、平滑收入与支出和公平性产生社会效益，但这制度本身不会产生财富，需要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行改革和完善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自愿、弹性，则从劳动者的角度考虑，这允许劳动者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作出决定。
基本养老保险与人口变化的相关的另一方面是统筹层次。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化解人口区域间分布不同、老龄化程度不均衡和人口增减分化带来的问题的关键举措。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我国省份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受该地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迁移三方面影响。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具体而言，我国人口迁移主要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内陆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劳动力流动，将沿海省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部分转移到了内陆省份，由城市部分转移到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也有利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和配置，减少劳动力分布与产业分布的不平衡。
从观念到行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家庭、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全方位的同心协力。
作者赵忠，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