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3日至25日，“首届中华砚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砚都”——广东省肇庆市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以“传承、创新、合作、发展”为主题，旨在研究和弘扬中华砚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全国各大名砚之间的交流，发挥“中国砚都”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大会共收到论文63篇，编印了约有35万余字的《首届中华砚文化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安徽、山西、甘肃、山东、江苏、吉林、河南、陕西、江西、贵州和台湾等14个省、市及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本地端砚行业界8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鲁砚、红丝砚、松花砚、易水砚等全国多个砚种的代表作了主题发言，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砚雕作品，与参加大会的砚台收藏家们一起交流并进行了联合展览。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与治砚大师们欢聚一堂，交流频频，新论迭出，气氛热烈，既有对传统砚文化的深刻思考，又不乏对中国砚文化未来发展的理性展望。本次研讨会由肇庆市人民政府、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具体承办单位是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和肇庆学院，协办单位有端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文广新局、肇庆市社科联、肇庆市端砚协会、以及广东省砚文化研究基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林有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王春芙、肇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以良、副市长孙德、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会长郭海棠、肇庆学院院长和飞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开幕式由孙德副市长主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以良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参与学术报告会的各名砚代表、专家学者和来自肇庆学院的师生共有800余人。
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①举行了4场学术报告会；②举行了1场“砚都”复评汇报会；③举行了“中华名砚暨文房四宝展”、“砚都瑰宝展”、“谢志峰藏古端砚展”；④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端砚老坑遗址；⑤组织与会代表考察了端砚文化村的砚工生产与经营状况；⑥举办了以端砚文化为主题的“精彩砚都专场文艺晚会”；⑦审议通过并宣读了《中华砚文化肇庆宣言》。
其中，4场学术报告会围绕中华砚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名砚工艺大师创作经验谈、名砚艺术特色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提升砚文化价值的思考、为我国名砚联合共谋发展的建言献策、端砚与收藏文化、如何打造中国砚都端砚文化产业、我国当代砚文化研究的学术动态、媒体与砚文化传播等十项专题进行了研讨。研讨会上，部分代表作了主题发言。
制砚大师们从实践出发，畅谈自己的制砚经验。广东肇庆的端砚制砚大师刘演良在论文《我们应以什么眼光看砚台——关于当代砚台文化定位的思考》中认为：好的砚台体现出“道器合一”的境界，“砚台蕴含的文化内涵符合中国人特别是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味，这其中包括砚台用之妙，材质温润之德，砚石精光内敛的品格以及造型自身的象征意味，雕刻内容的寓意等，都体现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体现着中国人独特的致思方式，有着与西方文化廻然不同的视觉和思维方式。……这就要求创作者在砚台的创作中不单纯追求表面华美的装饰和繁复雕刻，更要追求器物的内涵，能于物器中融入器以致用的思想，体现着实用与欣赏的尽可能的完美结合。” 广东肇庆的端砚制砚大师黎铿在论文《端砚石眼与雕刻艺术》中认为：制砚宜“因材施艺、因思生巧”，做到天工与人工两臻其美，并以端砚石眼的设计和利用为例，提出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创新。并进而指出：“在评价一件名贵的端砚时，不仅要看其雕刻艺术，而且更重要的是因材施艺的技艺是否出神入化。别开生面的构思，巧妙的利用原材料，这是端砚工艺品创作设计的要素。”安徽歙砚制砚大师王祖伟在论文《浅谈砚的发展与工艺》中阐述了砚的发展与工艺，指出古代砚式的发展演变多是因为生活习惯和研墨方式的改变。建国后石砚制作的造型大致分为传统类和现代类两大类：“传统类大多注重砚雕刻语言的规范传统和砚的实用价值，多有仿古式（即仿照古代的圭式）、大冠式、玉堂式、平板式等。”“现代类主要以自然类（就形砚）为主，根据砚石的形状、色彩、纹理或特色因材施艺，巧作而成，多强调天工与人工的结合以及作者的审美意识和文化情感。”山西绛州澄泥砚制砚大师蔺涛在论文《国之宝——绛州澄泥砚》中介绍了绛州澄泥砚制作工艺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至秦汉，兴于唐而盛于宋，明代达臻炉火纯青，至明末清初生产技术基本失传。八十年代末与其父一起开始研制，经过上千次的试验后终于获得成功，得到了专家及社会的认可。文章中详细介绍了绛州澄泥砚具体的制作工艺。甘肃洮河砚制砚大师王玉珉先生、山东青州红丝砚传承人杜吉青先生都认为：中国各大名砚都有自己的不同特点，应受到重视和爱护，展现出各自的风采。
地的学者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出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广东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认为：中国砚文化应注入新的活力，走现代化、普及化、产业化、科技化的道路。北京工业大学齐儆教授认为：文房四宝与汉字书写密切相关，中华名砚有突出的文化内涵价值，端砚文化不只是地域文化，也走向了世界。上海市博物馆工艺部文房四宝专家华慈祥报告了上博所藏古砚情况，详细介绍了十余方历代古砚。其中有唐代箕形端砚、宋代箕形陶砚、元代蓬莱仙岛澄泥砚，明代重点介绍了陈洪绶铭端砚，清代重点介绍了纪昀铭螭纹端砚。这些介绍图片清晰，讲解翔实。上海砚雕艺术家刘硕识在论文《砚与中国书画》中论述了砚与书画的多样结合形式，其中重点强调了“兼顾砚的种种表象，因材施刻”，“在石质上佳的平板砚上宜构图简洁，不使石质遭到破坏”。上海著名篆刻艺术家章群在《略论〈兰千山馆名砚目录〉之印文化》中，论述了印章艺术对于砚台的装饰美。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教授既谈到清代张之洞对端砚的管理，又谈到经营的垄断，视角独特。安徽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吴兆民所长认为：端砚与歙砚究竟有何不同，仍需要学术界继续研讨，在比较研究中促进相互的发展。台湾归研斋主吴鸿祥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百花齐放后的省思——谈端砚的制作》，其中批评了当今砚雕中的一些弊病，认为“砚之为砚，不能脱离砚的基本形式与功能，这是‘定理’，这也是砚雕艺术改革创新的底线”。河南郑州市水木艺术馆常务副馆长黄海涛对《中华砚文化肇庆宣言》意见稿、以及端砚文化村的建设，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南京市文物局郭光德指出，好砚应有三个属性，即石材的自然属性，蕴涵的文化属性、实用的属性。还有些外地专家学者虽然临时因为客观原因未能亲自赴会，但也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其中如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方晓阳在《砚的起源与发展》中，指出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制砚工艺技术高速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端、歙、红丝等优质石砚都在这个时期相继出现，人们已经建立了利用某些客观指标作为制砚材料质地是否优良的评价标准。宋元时期是对砚的实用与欣赏价值并重的时代，抄手砚成熟并流行于世，雕刻简洁大方，以实用为主。明代是砚雕工艺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一方面继承和发展唐宋以来的形制，保留着端庄厚重的风格，纹饰不甚繁琐，大件作品居多，另一方面又创造了神斧形、金钟形、古鼎形、古琴形等多种砚形砚式。清代是砚台制作最为辉煌的时期，砚雕的选题十分广泛，工艺非常精细且复杂繁缛，工艺流派如“浙派”“广式”等也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这为后来中国制砚业的复兴与发展在技艺、艺术、石料选择等方面做好了最佳铺垫。山东鲁砚制砚大师刘克唐的论文《论砚之十二品与四病》，十二品为：质朴浑厚、玉德金声、文心雕龙、简朴大方、巧借天工、大巧若拙、清新意远、妍秀圆润、富丽华贵、精工繁绮、惟肖惟真、稚拙乡淳。四病为：繁臃赘复、淫巧纤细、悖谬失位、俚俗呆板。北京著名古砚收藏家阎家宪的论文是《古砚收藏鉴赏的几点浅见》，以自己的经验体会谈了辨别古砚的方法：一要看砚的形制是否与相应时代吻合，二要看铭文内容是否是否符合历史背景，三是看铭文的书法与刻工是否精致真实，四是看铭文字口是否有包浆，五要分析石料出现的时间和人物在世的时间，六要留意市场上是否有重样的东西。中山大学教授吴超羽在《〈古砚辨〉之辩》中，对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砚辨》中说端砚“惟有漆黑、青花两种，初未尝紫”的议论作了纠驳，指出紫色端砚不仅在唐代诗文中屡屡可见，出土文物也有证实。
本地的学者们立足端砚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端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华在论文《端砚文化产业发展探讨》中，从构建端砚文化旅游体系、建设端砚文化特色产业积聚园、加强以端砚为主题的文化产品开发等几个方面探讨端砚文化产业发展的构想，并从保护砚石资源、加快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发展端砚文化产业建议。广东省砚文化研究基地主任、肇庆学院教授骆礼刚在论文《端砚石品鉴赏与我国赏玉赏石文化》中认为：居于我国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仅就其石品而言，就有很高的鉴赏价值，深深积淀整合了我国传统赏玉文化和赏石文化的丰富内涵。赏玉文化主要从石质方面对端砚石品鉴赏发生影响，君子比德的观念贯穿其中，使之成为高贵、典雅、坚贞等美德的象征，对人们的志节情操修养起着激发砥砺作用；赏石文化主要从色纹和形态方面对端砚石品鉴赏方面发生影响，审美观念贯穿其中，对端砚的制作工艺起着启发引导作用，使端砚不断地创新发展。肇庆学院旅游学院院长王明星教授在论文《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端砚制作技艺》中认为：端砚作为一种小型的有形文化遗产，它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悠久、采石艰难，二是石质精良、石品丰富，三是端砚发展到今天早已与文学、艺术、绘画、书法、金石和雕刻融为一体，虽然端砚是有形的文化遗产，但制作这一文化遗产的手工技艺当非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有巨大潜力和文化价值，恰是需要我们挖掘、保护和传承的。肇庆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杨杰的论文《宋代出土石砚简析》从考古的角度分析了宋代出土石砚，认为出土所见宋代石砚多为长方形，其中又以抄手砚为大宗，端砚和歙砚占有相当数量，以东南地区出土最为集中，使用者一般为官宦或殷实之家，绝大多数出自男性墓室，也有女性墓室出土者。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研究所梁善所长在《论刘演良端砚作品之艺术特色》中，论析了端砚制作大师刘演良先生作品的艺术特色在于因材施艺、以少胜多、内涵丰富、清新自然、意境深远，指出极品砚的制作者必须具有丰富的艺术情感、独特的创作风格、娴熟的专业技能和广博的知识修养。市文联退休学者谢明在论文《古端砚中的仿古与修补》中，分析了古代仿制前人砚台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形制雕饰遵循前人之大法，但不拘泥于具体的大小尺寸等细节，体现的是融前后时代工艺于一炉的艺术风格，实质上是继承传统砚形砚式的新制产品；另一类是相当于现代的文物复制的仿古作品，即基本上是严守形制纹饰及规格尺寸等古人法度，外观上也仿古造旧，做出一些所谓墨锈包浆使用伤残等痕迹。其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怀古的情调，满足一些收藏家鉴赏家苦于没有原实物的研究嗜好与欲求。至于古端砚的修补，笔者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考证，认为主要是蜡煅石末补之。肇庆学院退休副教授陈大同在论文《从“样”的浮沉观察砚台造形的演变趋势》中认为：以“样”标示砚台的造形，先后由《歙州砚谱》、《端溪砚谱》分类归谱，使砚台个体首次集群公示，进入有序识别的状态，有助于相互取法，创优保质，持续发展。随着对砚台特异的珍稀成分的渴求越发提升，对其艺术效果的追求越发强烈，以“样”称名这一方式逐渐淡化。观察其浮沉的径迹，有助于认识当前砚业的发展趋势。肇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任漫丛《论端砚名世》一文结合历史文献，论述了端砚名声鹊起的五个要素：发墨、润墨、益笔、品相独特、资源稀少。
研讨会上各界人士积极参与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也形成了一些共识，认为此次“首届中华砚文化学术研讨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开创性。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针对中华名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最积极的作用，就是推动和促进我国砚文化产业的科学研究和健康发展。 第二，层次较高。中国砚界的制砚大师、专家学者、收藏家积极参与，提交了高质量论文，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在理论总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规模较大。肇庆市有关部门领导非常重视，来自《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等驻肇媒体，以及本地媒体约20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以一种新的视野来关注中国各大名砚，发表了许多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向海内外宣传了中华砚文化，对于中华名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推进“中国砚都——肇庆”的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研讨会为期三天，肇庆市领导大力支持。肇庆市长杨浩明出席了欢迎晚宴，向与会代表致以问候和祝福。肇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以良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主持了闭幕式。肇庆市政协副主席黎维贤宣读了经大会代表审议通过的《中华砚文化肇庆宣言》。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会长郭海棠作了会议总结。最后，“首届中华砚文化学术研讨会”成功落幕。
（编辑：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