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灼明（广东省委党校）】我给会议提供的文章是《卓炯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永留史册》，这个文章没有打印那么多，我就讲这个观点，第一个，我认为卓炯最可贵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我认识卓炯是这么认识的，先文后人，先看文章后见人。1983年春天当时我还在湖南科技大学工作，我是湖南省的《资本论》研究会的创会人之一，代表湖南人《资本论》研究会到厦门大学参加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资本论》研讨会，当时的会长是许涤新同志，我到了会议以后，我是广东人，黄标熊教授是我的老师，我就马上和他们接触。他们把卓老的文章给我看，卓老本人没去，文章去了，是黄标熊教授和黄光正教授带去的，我看了文章感觉到很震动，他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这个概念，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感到很震动，也深受启发。

　　我利用休会的时间和黄标熊老师详谈，因为我原来不认识卓老，我说这个卓老的经济思想是怎么回事，他跟我详细谈了。黄标熊老师对卓炯是非常佩服的。讲完了以后，使我对卓老的学品、人品非常敬重。

　　1988年回到广东工作以后，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的研究主要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卓老，我是比较系统地研读了卓老的书和有关的文章，后来我又去参加筹建广东省《资本论》研究会的活动。

　　卓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有两点，第一，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和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但是董辅礽教授他说，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第一人，我的文章里引用了董教授的话。第二，他提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首篇文章，就是在厦门大学全国的《资本论》研讨会里，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好多教条主义比较深的人准备批判他，专场批判。

　　【李恒瑞】他认为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黄灼明】没错，后来因为他没有到没有搞成。卓老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主要是这两点。

　　第二，卓老的重大的理论的贡献，按我的看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理论核心进行大胆的创新。多年以来我是不断思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创新首先要在理论知识和理论核心方面的创新，卓老他是第一人。就是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在资本剩余价值当中解放出来，李恒瑞教授讲过这个问题了，把“一般”和“特殊”结合，使得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狭义的走向广义，创立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我认为卓老最大的理论贡献。

　　第三，我体会卓炯的人品特征，是完美的学者典型（笑）。怎么说呢，我一生看了三个人，人品方面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陈岱老，第三个就是卓老。我认为完美的学者典型应该具备五种品格，第一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卓老做在前头，他对真理非常坚定，很彻底。第二，要具有严谨的知识态度，卓老的文章从1961年提出一直到几十年不断研究，最后形成理论体系。第三有独自的思想，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在中国理论界这一点上他应该是第一人。第四，具有独立的人格，不做附蔓，顶住压力，马寅初是一个典型，卓老也是一个典型。最后，具有开明的品性，民主大度、宽容包容、富有人情。所以，我觉得卓老在这方面是完美的，和马寅初、陈岱老是一样的典型，非常值得我学习，终身的学习。

　　我们后者应该怎么做？简单地来说，我觉得纪念卓老诞辰100周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继承卓老的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把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拓创新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朱慧强】我暂时有一个提纲，还没有成稿，我谈的是《卓炯经济思想与广东外贸的发展》，好像这方面还没有人谈，我谈三个问题。

　　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我跟卓炯同志三次见面中留下的回忆。我本来跟卓炯都不是一个单位的，见面并不多，我回忆起来有三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次是在1979年秋天，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形势的发展，关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如何去突出重点的问题，当时有张智生老师、李华杰老师主持在中大召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会，我是马列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一个老师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会议。卓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重要的发言，可惜我的记录都没有找到了，我的回忆就是他强调《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不仅是资本主义部分要突出商品、价值两重性和价值规律的阐述，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这个部分要以计划商品经济作为主线。我回忆起来这几个论点比较深刻。

　　为什么比较深刻呢？因为原来我在武汉是从事统计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我调回广东以后，因为我是广东人，我到华东工学院马列研究室要人，我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工作，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卓炯的重点发言对我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所以很自然地我在华工从事《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是一门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指导的一部分，我感觉到这是对我的一个影响，也是第一次接触。

　　第二次是1980年，那个时候广东省委组织了一个大型的经济调查，我跟华工的几个同事参加了这次调查，那时候跟曾老还有关其学老师和我们这几个人是分在广东对外贸易的调查组，这个调查也可以说是决定这三十几年来我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

　　在调查组进入调查报告撰写的阶段，我们就开了好几次的研讨会，因为卓炯同志对这方面也很关心，所以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研讨活动的话，他有一次跟孙孺同志一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忙，所以一些具体的组织工作是我组织的，所以跟他在会前的交谈，他说他对我们这个组很感兴趣，也很重视。他在这次专题研讨会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也是我说我对我们这个调查组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现在我想找到当时的记录，实在是找不到，但是我记忆中由几个论点对我是很深刻的影响。

　　一个是外贸它不是互通有无或者是调剂一切的国际主义行为，那个时候应该说我们的环境，外贸国家跟国家互通有无是国际主义贯穿在外务交涉当中的一种行动。卓炯感觉到不是这样的，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涉。这跟他的思想是一贯的。另外外贸活动不是外贸部门孤立的行为，而是反映国民经济结构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综合性的经济活动。另外外贸要重视价值规律和经济效率，这是很重要的。我受了这个启发，在我所写的文章里头，甚至有一篇专门讲外贸的经济效益的，这跟卓老对我的影响是有联系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回应。

　　第三个方面的回应，是1983年的9月，广东物质经济学会在江门冈州宾馆召开成立大会，并且举行第一次的科学研讨会。卓炯同志参加了我们广东经济科学研讨会，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一个经济活跃分子，当时会务组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要我跟卓炯住在一个房间，在江门的冈州宾馆的时候。所以，这个夜晚我跟他谈的很晚，谈的内容也相当多。特别是在这个方面，我回忆起来，生产跟流通的关系，一个是钢铁、煤炭等等这些重要的物资是不是商品，还是仅仅要商品的外扩。物资流通对生产和对消费的作用，物资的跨国贸易等几个方面，我跟他谈得很晚。一个我跟他请教，他谈。一个方面我也谈我自己的看法，谈得比较深，谈起来也比较融洽。对于社会上相当多的同志认为存在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和调拨，并不存在生产资料就是商品流通，对这个问题要做更多的宣传工作，更多的社会工作，这个想法跟我原来的想法也比较很接近。

　　我回忆起来这三次的接触中，卓炯同志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有这么一些，第一个，论年龄和经历他是我的长辈，论学术上的造诣，他是我的老师。但是他平易近人，乐于亲近群众，乐于与别人探讨学术问题，这条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他不是以师压人，而是以理服人，这是给我留下深刻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这位同志，我觉得他也是我的老师，他非常坦率和朴素，他的衣着、他的话语，因为我那时候在经济学界不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只是一个中年的愿意从事教育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学术理论者而已，但是他都很愿意跟我谈。而且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他谈话的时候，没有什么曲折的，就是开门见山，就是谈问题，一针见血的。

　　第三个印象，这个人在学术上很有毅力，敢于坚持真理，不轻易放弃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虽然他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是他为人的人品、他的学术思想，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值得我这一辈子终生的怀念。

　　第二个问题，卓炯经济思想对广东的影响。我其他的不谈了，我认为卓炯同志他的学术论著外贸方面并不多，但是我感到他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本人的著作，会议的发言，一些报告以及他的论点，对于我们广东省外贸战线以及社会公众的影响，我把他看成是一个直接的影响。但是还有一个，卓炯的学术思想他通过刚才讲的，他在一些会议的讲课、发言、演讲，对于甚至一些普通的理论工作者接触间接的影响，通过这些人，在他本身的工作、本身的教学、本身的所写的文章里头，间接把他的文章向业务单位、向业务工作、向社会工作、向社会传播的一个间接的影响，而且所发挥的这种作用我们是不能够低估的，而且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我认为卓炯的经济思想，对广东、对广东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影响是两个方面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今天外贸占全国30%，外贸连续十多年居全国各兄弟省市的首位，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广东的外贸总额是25.42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业务统计数字不是海关数字，取之于卢瑞华省长所编的《广东外贸三十年》，这个数字应该是可靠的。一年外贸数字相当于那个时候的207倍，现在跟广东外贸有往来关系的有216个国家和地区，是一个外贸大省，应该说跟这些影响是分不开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外贸部门问题困难多如牛毛，我们要学习卓炯市场经济的思想来解决外贸的问题包括流通问题，第二要学习卓炯同志坚持真理，他的思想和他的毅力，有一些符合我们广东省情和科学发展经济的做法不能一味地屈服于某些大国的利益，该改的改，不改的应该坚持的就要坚持。谢谢！

　　【李鸿生（卓炯基金会）】我对经济没有研究，主要是卓老当年教我经济学的时候没有学好。我对卓老比较了解，他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老邻居。我跟卓老做邻居大约十年左右。卓老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一句话，《广州日报》曾经约我一句话，题目叫做《人生的价值真正意义》，我现在找不到这个文章，因为我并不研究经济。卓老的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卓老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人生的价值是可以增值的。”卓老是这么认为也是这样做。

　　怎么来增值呢？卓老这一辈子除了他自己去研究很多的经济理论之外，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让他的学术价值在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体现。卓老除了在我们社科院工作之外，他在中大、师大、在许多的学校都带研究生，除了带研究生之外卓老还经常替年轻的学者改文章，包括刚才李恒瑞说他并不是研究经济的专家，他去找卓老，但是卓老还是热情地接待认真地谈问题。

　　有一个《光明日报》的记者有这么一个报道，1986年广东在开“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粤港关系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的期间，他在一个晚上去看卓老，卓老还在给年轻人改文章，这个年轻人湖北一个钢铁厂的年轻工人，这个工人是余世光，而且这是卓老给他改的第二份的文章。

　　此外，卓老只要是谁愿意去请教他，卓老都会予以你指导。所以有一个统计，卓老在1986的第一季度，就给年轻人看的习作、作品有5、60万字之多。所以卓老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卓老，我觉得卓老是一种把自己的精力除掉研究之外再培养年轻人，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来纪念卓老就是要发扬卓老的这种精神，使到人生的价值，自己研究的价值，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九十年代末，卓伯母找了我们那边的杨越，卓伯母找杨越同志说，他找个人要把卓老的四万块钱的稿费捐出来搞一个“卓炯基金”，杨越说他年纪大了做不来，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他叫李鸿生，说帮你搞好的。”后来我请示了宣传部找了中国人民银行，最后在梁钊的请示下成立了一个“卓炯的基金研究会”，因为人民银行跟市民政局有一个规定，240万才能有一个基金会，再怎么样我手上只有60、70万，取消掉了，现在叫做“卓炯专项基金”，这个50万就可以做。现在把这个钱扣在银行那边，我买了一些国库券，之所以有这么多，我当时找过张元元老师，有一个高利息，张元元老师告诉我说当时有一个高利息，当时是张元元老师帮我弄这个，说但是你要快进块出，不要恋。所以我当时进了两次，马上收手了，如果不收手真的赔不起，现在有60、70万块钱，大概有40多万是国库券，另外还有20来万在建行那边，我在这边呼吁大家一起，请省委宣传部帮我们把这个做大，共同把卓炯基金办得更好。刚才孙老师说搞一个卓炯的经济奖，我觉得不用设经济奖，搞一个社科奖就很好，因为卓老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又是我们社科院的副院长，他对社科的贡献也很大。所以我请各位共同努力，请宣传部和省委把这个基金做大。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马恩成（省农业厅）】卓老是我一个很尊敬的长者，但是我跟他接触不多，就是在门口开会的时候请他做过一次报告。我对卓老的经济思想的研究很少，但是宋子和同学一定要我讲一讲，我写了一个发言提要，我写了900字，我就照念。

　　题目是《卓炯是独立思考的榜样》，最近一位学者提出，出大师的条件必须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没有独立的思考只是人云亦云或只是唯书唯上，就只能是庸人，谈不上理论创新，更谈不上成为大师。我认为卓炯同志就是具有独立的精神、自由思想的榜样。他认为只要有社会分工，就能够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有分工，就必然出现商品经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取代贫乏的产品经济和僵化的计划经济。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多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曾一度被迫自杀，幸经抢救才活了下来。很多人不知道他自杀过，刚才有人问我他是不是自杀过，我这是根据杨永华里面的《卓炯传》里面有详细的描写，党校的一位女的副教授及时到他家里去才发现把他抢救过来，这位女教授立了一大功。

　　【李恒瑞】是谁啊？

　　【曾牧野】姓黄的，86岁了。

　　【马恩成】但他一直不屈不挠，坚持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事实证明，真理在他的手中，而不在那些见风使舵，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的人手中。现在，坚持改革开放的任务很重，仍然需要发扬当年钱钟书、马寅初、陈岱老等大师们倡导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以“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例，当年认为只能是计划经济、全民所有、按劳分配。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公有制改为公有制为主体或为主导，这些是不小的进步。但仍然有很多争论，如有人认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国有，有人认为全民所有制是社会所有、是股份制。又如，有人认为只能用经济结构来判定社会主义的性质，有人认为应该由生产目标和成果等价值体系，比如说共同富裕和人民普遍的幸福来判断社会主义的性质。

　　可以看出，当前思想分歧不少，需要具体、需要弄清的观念还很多，怎么办？我认为用封闭的办法、用压的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分清是非才能坚持改革开放，而只有发扬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才能够分清是非探求真理。因此，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卓炯同志风格之可贵，仍然需要大力发扬卓炯同志的独立思考的精神。

　　【黄家驹（华南师范大学）】我跟卓老认识是好久了，是1950年在南大的时候认识的，所以有半个世纪多了。他给我的影响很大，他是我的老前辈、老上司，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给我启发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在这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启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品德，他为人的品德我觉得是终生难忘的。

　　50年我在南大认识他的，他是第六部的华侨部的副主任，我当时是一个采访记者，经常去各部采访，也经常到六部去采访，所以跟卓炯当时还是熟悉的。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他的理论，虽然当时没有说是教授，但是他的理论功底很厚的。他在全校讲课不多，但是在华侨部讲课辅导是很多的。另外一个，我正在采访，有些稿件送给他审阅，他都是很认真地来修改的。所以，在南大的时候给我的印象，这是一个老同事、老干部、老学者。

　　第二个时期是土改的时候，因为他是封开县委的委员，是土改委员会的副主任，整个领导土改的，我是一个片的副片长，经常跟他汇报。他非常认真，当时给我感觉他的政策水平很高，实事求是。结果后来听说他受批判，我当时想他受批判可能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实事求是他不主张随便杀地主，随便把地主扫地出门，又找不到政策。所以这样的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他实事求是掌握政策是比较坚持的。

　　后来到华师以后跟他接触更多了，向他学习的机会更多了。当时我组织一些学习班请他来做辅导报告，比如一些企业学习班，听他的报告也更多了。关于理论方面我不多说了，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卓老的水平很高。

　　特别是在华师大，他是兼我们华师大的硕士导师，当时还没有博导，他讲课最多的，我们都去听，我们都去受他的教育。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他的一些理论研究李江帆应该知道，我们当时听他的课，我们觉得从他的理论品格，思想品德来说，他的理论研究有这么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开拓性，他整个讲《资本论》的过程，实际上把《资本论》跟整个社会上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全部联系起来了，整个研究《资本论》的过程，《资本论》里面所讲的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其实跟社会主义完全联系起来，资本主义就是资本，社会主义就是社本，资本主义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也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简单价值，社会主义也是这样的价值，资本循环在社会主义也有的。实际上他在整个论述《资本论》的过程里面，把整个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应该说的很透彻了。

　　第二个是他的批判性。他在整个讲课里面，在各种的报告里面实际上都是针对不断地批判计划经济、批判产品经济、批判不尊重价值规律。所以，他的理论充满了批判。

　　第三个特点是实践性，他的理论分析里面都是理论跟实际联系起来，跟当前的政权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具有很大的前瞻性。他绝对不是纯理论的研究。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江帆可能说更好，他的例文题目是《服务性产品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李江帆的论文稿一出来，我当时也赞成，但是我说得不透。但是卓老分析得很深，他介绍李江帆看什么书，我们当时还没有硕士点，还要去暨大，怕通不过。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名字也是很明显的，李江帆当时的论文是讲国民经济和实验经济的大发展，当时卓老也是进行了辅导，我们觉得这个文章是很有风险的，当时准备把这个文章送给任老看。所以卓炯在整个过程里面作用是很明显的，理论上我觉得这些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

　　我跟着卓老这几十年来，我觉得卓老是一个在集中体现老干部的优秀的品质，也集中体现了优秀理论家的高尚的品质集于一身，我觉得应该学习卓老的是几个方面，我就不展开来说了。第一个应该学习卓老的坚持真理不怕牺牲、不屈不挠的精神。第二是应该学习卓老的严谨治学、理论跟实际结合的精神，他学问渊博，但是从来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大量地联系实际。比如说价格开放，广东省的价格开放是卓老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影响了整个广东的价格改革的引导。支持这样的一个开放政策。

　　第三，应该很好地学习卓老的严于律己、宽裕待人、宽宏大量的精神。我觉得这在老干部里面，这样的老革命里面是很说的。

　　第四，应该很好地学习卓老大公无私、不求名、不求利的精神。按照卓老这样的一个革命历史、学问这样的渊博，应该说名利方面，如果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说，应该是做大官，应该做名气更大的理论明星。但是这些对于卓老来说根本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的委屈。

　　所以，我觉得“缅怀卓炯 畅谈改革”的会议里面，我觉得他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品德应该成为我们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学者学习的榜样。

　　【宋子和（广东省委党校）】总的来说我们缅怀卓老纪念卓老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和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这个方面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做得不够。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省委宣传部、社科联为首的组织大型的纪念活动，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

　　我讲三个问题，一个是卓老的学术成就和他的意义，这个方面前面一些同志都讲得很好，我都赞成。我把它概括一下，不知道概括得对不对，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学习的体会。我觉得卓老的学术思想、经济思想最突出的、最集中的表现是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卓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我认为有四个特点或者是“四个最”，这个合适不合适可以研究。

　　第一个是“最早”，刚才同志们提出他是第一个特别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学者，我们说了不算数，第一个是有文字可查，第二是董辅礽都在《光明日报》报道了。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有争论了，今年就说是顾准，有人说是孙冶方，现在甚至有人说是吴敬琏，到底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是谁呢？有据可查，应该是卓炯。

　　一个是最早，第二是最彻底，他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最彻底的，他说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是商品。社会分工怎么会存在啊？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交换，交换就要遵循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原则，所以就是商品。

　　【李恒瑞】这个是列宁的观点。

　　【宋子和】第三个最完整。卓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不是孤立的，刚才很多同志讲了，他是一系列的把《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特殊除掉以后都适用于社会主义，适用于他的共性。他不是一个思想火花，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存在剩余价值，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也是商品，工厂也是商品。我记得最清楚，十二中三中全会1984年决定，卓老跟我讲，他说“我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一直提出的计划的商品经济终于得到全党的承认，很高兴。但是他又觉得不满足，怎么承认商品经济又不承认市场经济，还不承认劳动力、工厂这些都是商品，他说怎么不是商品呢？所以他又感到很不满意，所以我认为他是最彻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者。

　　第四个是最坚定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党校，在五七干干校（音）那么批判他，到自杀的程度，他坚决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检讨，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张井】他的检讨表面上是检讨，内容是继续宣传他的，我早就提了商品经济，你看我就受他影响了。

　　【宋子和】所以我说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是最早、最彻底、最完整、最坚定，“四个最”。

　　【文武汉】而且是最危险的时候提的（笑），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后，这种情况下反右派斗争，接着反右倾主义，到处插白旗……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宋子和】实际上是我们全党认同了他的观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他之所以有这种思想，我认为有三个，两个典范一个先驱。一个他是真正运用唯物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第二个，是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具有大无畏理论勇气的典范。第三个，是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

　　所以，我认为省委当时授他“特等劳动模范”，选他为党的十三大的代表，完全是当之无愧的。卓老我们过去宣传不够，我们说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个没有错，应该说他是大师级的地位，应该说是经济学界的大师，我们当代经济学界的大师、大家。应该在全党、在全国好好地宣传一下卓老，这个人品不说，就他的学术思想来说，人品值得学的东西就很多了，刚才家驹同志都讲得非常好。

　　第二个意见，我觉得我们不要限于只是在今天怀念卓老、纪念卓老，要坚持和发展卓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在卓老那个年代，他生存的那个年代，主要的争论是在什么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争论很大，卓老在这个争论当中一直坚持真理，实践证明卓老的观点是正确的。大家卓老没有来得及赶上我们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期，到87年他走了，没有出席党的十三大。留给我们现在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理论一直有争论，一直到现在，现在主要的争论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样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广东经济学会做一个整体，包括各位到会的老前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是坚持和发展卓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我昨天晚上考虑列了八个方面，我这里读一读。一个是刚才文武汉同志讲的价格改革，到底应不不应该放开价格，卓老的价值规律是首要规律，你要遵循这个客观规律必须要放开价格，卓老的主张非常明确。

　　第二个，82年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要对外开放，所以82年开始特区经济理论讨论会，以后连续开了多次，每2年开一次，我们大力宣传关于特区的性质、特区的历史作用，实际上是邓小平的经济特区的思想，广东理论界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第三个，“83年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理论讨论会”在从化开了，我记得当年任教授（音）在82年提出来，广东尤其是珠三角要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后来得到中央的支持。这是张元元教授首先提出来的。更重要的，特别突出的是88年十三大以后，我们率先在全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当时王利文同志也是领导人之一，六个单位，一年开了6次双月的座谈会，张井同志有文章。我们这本书除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89年张井同志在中央党校韦兴华在这个会上讲，他在上面批判，拿着那本书：“有的省搞鼓吹市场化搞自由化，还出了书”，当时就拿着我们的书。张井同志因为他是领导，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我们不是搞鼓吹私有化、资本主义化啊。他认为市场经济跟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很早提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紧接着我们又第一次召开了“全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这在全国是第一次，当时全国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来了，在广东参加这个会。紧接着我们广东集体几个领导都去了，支持顺德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顺德好多人反对批判，我们在各种场合宣传支持顺德的产权改革，综合配套改革。

　　广东经济学会还出过两本书，从理论上总结广东改革的经验。93年出了一本《广东改革的经济学思考》，那是总结15年，20年的时候杨永华、李金亮同志最后执笔定稿《广东20年发展的理论思考》。

　　【文武汉】前面有一个《广东经济体制研究》，这是价格委组织的，十三篇是价格的，还有张武体改委等等，广东经济改革会议影响是很大的。

　　【宋子和】07年我们连续开了4次“岭南经济论坛”，经济学会搞的是经济论坛，这是一个品牌，我们每年开一次，这个主题04年是“市场经济与科学发展观”，05年是“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06年是“自主创新与发展转型”。三本书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我们自己感觉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发展商品经济我们做出了贡献，在如何完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我们要继续怎么按照中央的指导思想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连续出了3本书。

　　今年我们又讨论刚刚开过，公共选择与和谐社会的年会，几位老同志没有来得及去，都是民生的问题，大家讨论教改、医改、房改、劳动就业，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生存最大的问题，我们进行讨论。广东经济学会我认为现在面临的任务还很严重，刚才马老讲，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样来建立完善这个市场经济，现在还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正像胡锦涛讲的“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还任重道远”，现在非常可喜的我们经济学界年轻的学者集中精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太少，那次我在《资本论》研究会上我讲了，怎么样深化改革关心市场经济的老同志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少，特别是基本理论比较缺乏。所以这一点要怎么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