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24期

　　主讲人：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广东省科学院　　协办单位：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时间：2008年1月18日　　地点：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主持人：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方鸿亮书记

　　主持人:尊敬的景天魁研究员，尊敬的李蒲弥书记、陈杰珍主任，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早上好！在新的一年刚刚来到之际，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广东省科学院承办，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协办的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24期讲座开讲。受广东省科学院王副院长的委托，由我主持今天的报告会。首先衷心祝愿各位领导、嘉宾新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幸福吉祥。出席今天报告会的嘉宾和领导有：景天魁研究员，他是我们今天报告会的主讲嘉宾，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曾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国际社会学会副会长。出席今天报告会的领导有：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李蒲弥书记，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普办陈杰珍主任。出席今天报告会的还有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人员，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的各个研究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研究员，还有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等。对各位领导和嘉宾出席今天的报告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有请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李蒲弥讲话。

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李蒲弥在介绍岭南大讲坛时向收看南方网直播的网友问好

　　李蒲弥：尊敬的景天魁学部委员，尊敬的各位听众、嘉宾，以及登陆南方网正在看讲座直播的各位网友们，岭南大讲坛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岭南大讲坛是我们近一两年来创立的一个学术交流的很重要品牌。在岭南大讲坛大的框架下，我们开设了几个序列的论坛。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正在进行的，作为岭南大讲坛学术层面最高的论坛，叫做学术论坛。这个论坛主要是请北京的著名学者，或者是我们的高层领导干部，每月定期到广东来，向我们做学术报告。第二个序列是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主要也是请北京的高层，或者是知名专家学者来我们的市、县做巡回演讲。第三个系列是每周周六上午固定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进行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这个公众论坛主要是请省内的一些著名专家，对我们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做论述。每周六上午固定在这里开讲。第四个序列，每周周六上午在越秀区图书馆定期举办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请来我们省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做演讲。第五个序列岭南大讲坛·企业论坛，面对企业的管理者每月定期开讲。岭南大讲坛属下的各个序列的讲坛和论坛，内容都有在南方网登载。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南方网理论频道，可以看到整个岭南大讲坛框架下的各个论坛部分。一年中我们举办的各类论坛总场次超过100场，也就是说一年365天，差不多三天、四天就有一场了，应该是我们广东人民在理论知识层面上的一个大餐。只要打开南方网理论频道，就可以看到上百位专家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开讲的内容。

　　今天上午在我们这里举行的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的第24期，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研究员给我们做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社会建设的科学构思和周密布局”。刚才主持人方书记已经把基本的情况做了介绍，除了介绍景天魁研究员的职务和任职之外，他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个人出版文集有：《社会成本的“脾气”》、《我提倡“公共服务义务化”》、《社会保障：公平社会的基础》等，主要著作有《社会学原著导读》、《收入差距与利益协调》、《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中国社会发展观》等，此外承担了大量的研究课题，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发展保障作出了突出贡献。2005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培林研究员一道受邀给中央政治局领导做报告。感谢景天魁研究员的到来，在此我代表主办单位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向支持我们这个讲坛的广东省科学院、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以及支持我们的新闻媒体，同时还有今天来参加讲座的各位听众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持人:谢谢李书记。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景天魁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景天魁

　　景天魁：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岭南大讲坛，和大家一起学习交流。今天我想讲的题目，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社会建设的科学构思和周密布局”。社会建设问题的提出，我想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标志，它标志着我们从过去长期以来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增长转向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标志着我们从过去二十多年来用拉开社会差距的办法激发社会活力转变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均衡，标志着我们从以追求投资为主的政府主导转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标志着我们全面地实现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注民生。这样一些重要的转变，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我想今天和大家讨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社会建设的概念和内涵。第二，社会建设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的准备、创新。第三，当前加强社会建设的关键是什么。第四，要抓住这些的关键靠什么。

　　不同时代，社会建设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界定

　　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社会建设的概念。

　　对什么是经济建设，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那么社会建设这个概念，从最近这几年提出以后，就不断有人问，什么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都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应该说社会建设这个问题，本来应该也像经济建设一样，是一个很普通的概念。现在之所以觉得它是一个问题，说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对社会建设是不够重视的，现在好像成为一个新概念。社会，这一个概念，其实长期以来都有不同的界定，所以不同年代的社会建设的内涵也就有了不少的区别。我们通常认为，社会有三种范畴。第一种就是所谓大社会，也就是除了自然界之外的凡是人类活动的领域都是社会，它是和自然界相对应的。那么这样的大社会，显然包括了经济、包括了政治、文化，或者说也包括了比较狭义的社会。第二个是中概念、中社会。所谓中社会是在学科的发展中，较早地把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区别开了。所以相对地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显然已经不包含经济了。小社会其实严格来说，我们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主要就是这个小社会，小社会的建设包括自然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通常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了政治和文化。这样我们就有了不同的界定办法，长期以来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大家达到了共识的定义。现在提出四位一体的格局，很显然，自然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那么这个社会建设就不好再把政治和文化建设包括在内了，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乱，所以社会建设严格来说是小社会建设的含义。胡锦涛书记有一个讲法很好，虽然社会建设主要是指小社会，但是社会建设也不能离开经济条件、政治制度、文化氛围，所以又是紧密和其他几个建设相联系的。胡锦涛同志讲，要从小社会入手、大社会着眼，我想这个讲法就把四位一体的关系讲清楚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建设，又包含了很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建设长期以来以及在各个国家，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重点也有很明显的差别，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建设要突出六个重点，这六个重点就是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大家可以看到这六个方面，和我们经常所说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治理、人民生活等等方面其实是相对应的，但是又选取了这些方面中那些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应该说明确这六个方面的重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社会建设内涵的界定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社会建设的内涵界定，有一个突出什么的问题。我们这六个方面突出地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不论是在以往的社会建设概念的界定方面，还是在以往实践的方面，都有很大的新意。比如说教育，过去我们都是科教兴国嘛，把它和科学技术放在一起讲，很少把它放在社会建设里。就业和收入分配呢，过去都是放在经济工作中讲，讲就业、讲分配，也很少把它放在社会建设里讲。所以，现在把教育就业和收入分配都纳入到社会建设的里面，可以说是有意地要增加社会建设在整个发展中的地位，扩大这个概念的内涵，使得它能够基本地涵盖人民群众最现实、最急切、最迫切的这些方面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确定，体现了以人为本，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也凸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和我们进行社会建设的本质属性。这六个方面在社会建设中各自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为了实现民族的振兴和社会发展，强调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强调就业对于解决民生问题具有根本的意义，强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提高健康水平是人民全面发展的基础，完善社会管理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这样就把这六个方面，各自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了。

　　关于这六个方面，下面我还会具体讲。这样来界定社会建设的概念，也突出了我们从事社会建设的实际目的，那就是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社会和谐，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社会建设的重点、内涵，这几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建设的目的，可以看到现在界定的社会的概念，和我们现在强调的关注民生、和我们现在强调的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在含义上是直接相通的。

　　社会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景天魁：第二个问题，社会建设包括这么多的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来保证社会建设顺利地实现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建设有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搞五年计划，年纪大一些的同志都会记得，在第八个五年计划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五年计划都是叫“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名称就是经济计划。从第八个五年计划开始，改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是，尽管是叫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以往都是经济这一块的指标是明确的、措施是硬的，社会这一块的指标是不太明确的，措施也是比较软的。应该说现在我们提出社会建设和过去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指导下，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也是很硬的制度和政策。过去说经济这手硬、社会这手软，我感到到社会建设的硬度开始不亚于经济方面的政策和制度。

　　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建设应该是公益性的

　　我们开始逐步形成了一套类似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那样的社会体制的制度，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建设的性质、关于社会制度、社会体制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可以说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曾经是模糊的，也曾经走了弯路，也有不少的教训。比如说，摆在社会建设第一位的教育，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业，是像企业一样的盈利性质的，还是公益性质的，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认识是发生过偏差的。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也以为像教育这样的领域，也可以推进市场化，所以一度提出过教育产业化这样的口号。什么叫产业化呢？产业化就是企业化，盈利、赚钱嘛，其结果教育不是公益性的了，是可以赚钱的，那么财政就可以不管了。年纪大一点的同志可能记得，当时提出社会教育社会办，国家财政、省级财政、地方财政不出钱，最后是乡村出钱，乡村怎么出钱呢？现在已经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了，也没有过去的集体经济了，那就是家长出钱。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负担压到了家长的身上。

　　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没有出现过像现在所说的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整个的GDP，不知道现在的GDP比那个时间翻了多少番了，也没有听说过那个时候谁考上大学因为穷上不了大学。现在我们的GDP翻了这么多番，倒出现了考上大学上不起大学，还有小学辍学的，特别是女孩的辍学比例很高。我们在制订西部规划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规划里原来有一个指标“义务教育入学率”，后来大家说这个入学率的词不行，事实证明入学是入学了，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念了三年五年就回家了，所以回来把入学率改成了“保有率”，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指标是有义务的。上了两三年学，就回家或者出外打工了，入学率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教育的公益性质问题是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走了很长的弯路得出的一个认识，对教育的认识不可以看得那么轻松。我们的认识发生了问题，走了偏差，可以说会使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命运受到影响。当然更不用说，对于那么多的家庭，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国家迫切需要产业升级、迫切需要提高科技含量，我们连续讲了十一二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十七大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转变不了呢？我们的教育跟不上，国民的平均素质不足以支撑一个高级数含量的产业。

　　在当前社会建设中，我们除了要强调教育的公益性质之外，还要明确卫生、医疗的公益性质。如同教育是什么性质一样，卫生医疗事业是什么性质呢，大体上也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认识上出现了混乱。城市里要求公立医院创收，医院、医生你让他们创收，他们怎么创收呢？只好在病人身上打主意了，开大药方、做不必要的检查，怎么赚钱怎么来吧，所以医患关系严重扭曲。在农村，几乎所有的乡镇一级的卫生员、防疫站得不到财政的拨款，难以为继。在非典时期非常紧张，紧张什么呢？就是害怕这个病毒传播到农村，如果在城市里还有一点办法，还有比较好的防疫系统，广州当时在这个方面也是做得很不错的。可是如果传到农村，那后果不堪设想。卫生医疗的公益性质问题，也是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终于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强调教育或者卫生医疗的公益性质，同时也意味着强调国家和地方财政的责任承担。公益的嘛，当然就是政府要出钱，这一点就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了，而是一个体制和制度的问题了。

现场观众在全神贯注地听讲

　　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认识阶段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我们也总结了以往几十年的经验，在收入分配改革里面提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我们的认识大体经过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家所熟悉的，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来说，针对过去长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应该说对于当时激发社会的活力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如果从理论上讲，当然从实践上也是一样，能不能说效率在任何时候都要优先、在任何场合都要优先呢？我们现在搞养老、搞医疗、搞义务教育，和一伙老头老太太怎么讲效率啊？这些都是需要讲公平的领域和场合，我们面对弱势群体那就是我们怎么对待他们的问题嘛。其实在这里通行的原则和市场竞争领域的规则，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到十五大时，就改变了这个提法，改成了“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当时我们进行市场配置资源了，那么应该就要讲效率，二次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就要讲公平，这样就把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分了领域，应该说比过去的情况好一些，过去兼顾公平有部分领域经常是兼而不顾的。一次分配讲效率，那么有没有公平的问题呢？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工人的工资、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涨，或者涨得很少，那就说明在压低成本嘛，所以在一次分配中也有一个公平的问题。

　　大家可以注意，十七大报告改变了说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意思是说不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都有一个怎么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在再次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这样在效率和公平问题的关系上，我们的认识大体上是经过了这么三个阶段。

　　那么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大的趋势来讲，我们这些年GDP大约以每年9.67%的速度提高，简单来说是直线上升。但是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劳动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一段时间内大约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下降。所以造成劳动工资所占的比重太低，资本的收益占的比重很大，这种状况使得我们面临着比较突出的劳资矛盾。这些矛盾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这些年群体性事件激增。在收入分配制度里，如果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对于调整社会关系、阶层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很多，包括国外，对于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有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说法，特别是对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连年提高，但是劳动报酬所占比重连年下降的状况，引起了学术界，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他们的关注。